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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地方史:第九章 清朝时期的哈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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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清朝时期的哈密(中)


     进入19世纪,而以英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列强,在用普通商品难以打开“天朝大国”中国时,便依凭其坚船利炮,于1840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开端。随着清朝吏治腐败,国势日衰,列强入侵,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新疆及其哈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抗击侵略,捍卫领土完整,反对腐朽统治的历史中谱写了新的篇章,新疆建省标志着新疆建置同全国趋于同一。哈密各族人民对回王统治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皇帝将民族英雄林则徐谪戍新疆伊犁。在此期间,林则徐曾三次亲临哈密。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哈密社会状况

     一、英、俄鸦片的祸害

     新疆的鸦片,主要是英、俄从邻近新疆的国家和地区偷运进来的。
     向新疆输出鸦片的首犯是英国,但要犯是沙俄。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鸦片已流毒全疆。叶尔羌、哈密等城镇的官、兵、民各阶层都有吸毒者。烟贩大量向新疆走私的鸦片,或就地私销,或继续走私东运,从哈密经嘉峪关偷运到内地各省。哈密成为英、俄由陆路向中国走私鸦片的一条通道。
     鸦片进入新疆,给边疆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地方官吏参与走私和吸食鸦片,加深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和统治政权的危机。
     在全国禁烟热潮中,清政府对新疆禁烟极为重视,从公元1839年9月到1840年6月,清廷共发布了16道有关新疆查禁鸦片和处理烟案的谕旨。为了堵绝英俄鸦片走私,新疆当局拟定严禁鸦片章程;通过外交途径向俄国当局严正提出禁止在中俄沿边走私鸦片;查禁追捕鸦片贩子;没收烧毁烟贩走私的鸦片等。1851年,沙俄通过《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不平等条约开始在新疆取得贸易特权。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不但割去了我国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使新疆成为沙俄倾销商品的理想之地,从此,新疆禁鸦片遂流于形式。

     二、吏治腐败

     (一)哈密亏空库银案

     此案是一起著名的贪污案。公元1781年10月,哈密通判经方将库银2•3万余两用去无存案发。乾隆震怒,斥责哈密办事大臣佛德、哈靖阿与经方同在一城,“岂无闻见”,革去二人之职,命他们分赔银两。同时,把经方押解兰州,由李侍尧严加审讯。11月,又查出经方在任职五年内,贪污司库银计价共15万余两。又将经方自兰州起解,令月内押解到京。
     经过京堂会审,于案发后两个月经方被斩,他的儿子也根据清朝律例,被销去旗籍,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次年元月,旨令索诺木策凌、奎林等,根据其在乌鲁木齐都统任内时间长短(索8年,奎1年余)进行摊赔,哈密官员佛德、哈靖阿,镇西府官员巴彦岱、富明阿也被令赔赃。2月,查出原镇西知府巴彦岱收受经方馈银一千两,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此后,乌鲁木齐浮报银两案发,已任盛京将军的索诺木策凌被赐自尽,其他奇台等地方官员或被查办和或令摊赔。

     (二)巴里坤牧场亏空案

     巴里坤是清代著名的官营牧区,牧政有严格的规定。由于经营不善,马匹倒毙很多。为逃避惩处,前巴里坤镇总兵张拱辰(已调任河州总兵)将木垒三场(受吉木萨尔营管)的马匹私自调解巴里坤东场,以充亏空,蒙混陕甘总督。
     公元1823年12月,英惠奉命查办此案,查清张拱辰任巴里坤总兵时,巴里坤东场先后倒毙马多匹。张拱辰不吸取教训,认真督率管理,却通融摊拨,以臻倒毙亏空马匹7,800余匹_。当他离任时,串通游击富克精阿私调木垒马匹弥补亏空,还让接任人员不准向上禀报。遭光皇帝接奏后十分震怒,降旨凡牵连此案的官兵俱革职拿问,令英惠秉公严讯。案件审结后,将总兵张拱辰和游击富克精阿、德禄一并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示惩儆;应赔马匹价银15,674两,按例张拱辰赔缴十分之六,富克精阿、德禄赔缴十分之四,均限期一年完缴。

第二节  林则徐来往哈密

     公元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烧毁鸦片。次年5月,英军为保卫鸦片贸易,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清廷大惧。1842年8月29日,清与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皇帝将战争失败的责任归罪于林则徐,林则徐被革职后,于1841年6月28日“从重发遣伊犁,效力赎罪。”(《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9)1842年9月路过哈密,11月9日到达伊犁惠远城(今霍城县惠远乡)。当时,清政府拟在新疆扩大屯田范围,命各地方官将所属荒地、水源情况上报。道光皇帝为了查实各处上报的荒地数目及水源情况,特命伊犁将军布彦泰派人到各处查看。此时林则徐便不顾赢弱之躯,自告奋勇承担此项工作,经布彦泰转奏皇帝批准后,林则徐便和即将离任的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一道,开始查勘南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莎车、和田、喀喇沙尔(今焉耆)等7城的可垦荒地和可资利用的水源,写成报告,再由布彦泰转奏皇上。
     履勘7城后,林则徐在喀喇沙尔与全庆作别,赴哈密听候谕旨。两个月后,林则徐接布彦泰传旨续勘伊拉里克(今托克逊县伊拉湖乡)垦地。林则徐便由哈密折回,九月一日到托克逊,继勘伊拉里克垦地及水利工程后,林则徐第三次亲临哈密。

     一、关心哈密史地和现状

     林则徐初到伊犁,因身体不适,长期养病,用许多时间读书,摘录各地官吏重要奏折与边防、屯田垦殖、水利,以及西北史地资料等作为自己研究的素材。现藏于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的《衙斋杂录》两册抄本中的第二册内就抄有《哈密厅卷宗》、《王公表传》、《哈密回部总传》、《额贝都拉传》等。这些资料表现了他对哈密经济开发的关心。对哈密历史进行了较详尽的记述和考证。林则徐更注重实地调查。对哈密的历史沿革、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交通路线及冬天行旅可在何处避风雪等在日记内都记得很细微,特别是对于民生疾苦予以相当注意,日记写道:“今其土润泉甘,田多树密,可谓乐土。唯田归回民耕种,入其粮于回王,满、汉官民皆无与焉。……城及附近回民约万余户,男戴印花小帽,女穿红衣,土人呼为缠头,其语与华人言大异,然能华人言者亦多。自此而西南,大抵皆回地也。”

     二、履勘塔尔纳沁屯地

     哈密韧办大臣恒彼上报:哈密以东塔尔纳沁地方有官荒地8,000余亩,堪可开垦。道光帝传谕林则徐详细履勘,“是否可以开垦,并能否招来户民承种纳粮。”(《清宣宗实录》卷419)
     塔尔纳沁(今沁城)在哈密以东约80公里。康熙末年,清朝与准噶尔部争夺哈密,清军驻扎于此。为解决军粮供应,在此屯田,垦地3,000亩。公元1742年,清廷因地寒土薄,收获无几,下令停止耕种。公元1757年,清军出师平定天山南北之际,再次在此屯田,疏渠并播种一千五六百亩,种植青棵、豌豆,很快将兵屯恢复到原有规模并逐年扩大。但由于水土的原因,80多年间,未有很大发展。
     1845年11月23日,林则徐从哈密赴塔尔纳沁,用几天时间勘明了荒地情况。29日从塔尔纳沁回哈密。上报朝廷,此处荒地不宜垦种。

     三、与地方王权斗争

     1845年11月29日,林则徐由塔尔纳沁返回哈密途中,有军民绅商百余人拦车环跪递呈,异口同声控告回王伯锡尔的种种不法行径。
     哈密绿洲虽是肥沃之地,但土地除三处官屯之外,全被伯锡尔霸占,民田竟没有半亩,未经他的允准,任何人不得随便垦地耕种。不但全部田租要交给他,而且连市肆关乡、瓜园菜圃,凡有居民之处,也要索取地租,还把煤厂、石山、山林占为己有。驻军修理仓库房屋,拉一车土也要交纳几十文钱。更有甚者,伯锡尔竟将城郊坟地筑墙围占,人死了送此殡葬,必须交银数两,方可准许掩埋。前几代哈密王遇灾荒战乱时,清廷曾下旨免粮,伯锡尔以此附会为朝廷将哈密划归他私有,肆无忌惮,强取豪夺,成了谁也管不了的土皇帝,不仅民众被勒诈,而且驻军也受欺压,军民与他积怨甚深。
     林则徐接过状纸赶回公署,与恒毓、安诚等人商议,他们惧于伯锡尔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深感棘手难办。林则徐虽然此时仍是无权无势的谪臣,所告之事又不在他的勘地范围之内,但还是接受了这桩控案,连夜从公署里调出历史档案查阅起来。面对着卷宗,他不能不感到,对手不可小看。这些年来,随着道光帝对伯锡尔的信任赏识程度的增加,伯锡尔的地位逐年上升,眼下已是札萨克郡王,而林则徐只是戴罪立功之臣,稍有差错,不仅入关无望,而且要罪加一等。但军民怨声载道的情形,伸张正义之心,使他顾不得考虑自己了。
     11月30日,林则徐在公署传询伯锡尔,正逢伯锡尔前来辩解。林则徐会同全庆、恒毓、安诚,将状纸所控之事当面询问,并晓以大义。伯锡尔对林则徐早有所闻,情知不妙,又见民情沸腾,不得不表示愿将东新庄的万亩耕地呈献充公。林则徐通过查档案,了解了哈密的历史情况,据理驳斥道:“无论南北各路,寸土皆属天朝。”指出朝廷曾因哈密遭受灾荒战乱,生计艰难而免交官粮,但从未将土地封给哈密王。“新疆与内地均在皇舆一统之内,无寸土可以自私”。伯锡尔理屈词穷,无言对答,事后连忙给道光帝上奏说:“伯锡儿世受大皇上豢养之恩,至深极重。今将伯锡尔已身耕种东新庄子地方所有开垦已熟之田,均皆情愿进献
     与大皇上,作为公田地亩,招徕民户耕种。”
     至于控状所告一切勒租索费之事,伯锡尔推诿说是“俱不知情”。林则徐对他说,你既不知情,那就是属下借端勒诈,也应严行查禁。伯锡尔只有点头称是,他昔日称王逞霸,今日威风大煞。
     随即,林则徐会同哈密官员和伯锡尔,赴东新庄子勘丈,连未垦之地共有1万余亩,全部收为公有。
     1845年12月4日,林则徐在哈密接旨获赦,饬令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他被革职流放三年,现在获赦,真想兼程进关,早日与家人团聚,但又想到查勘地亩尚未结束,于是抑住喜悦心情,请求道光皇帝“容将哈密地亩查勘事竣,遵旨起身回京”。
     临行前,林则徐一方面认真完成哈密地亩查勘的收尾工作,一方面继续处理哈密军民的控案。林则徐地位的改变也增加了解决控案的分量,他和奉召进京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全庆,以内阁部堂、候补京堂的名义发布告示,将接受军民绅商控告的详情及查询结果公之于众,严厉斥责伯锡尔的不法行径。
     布告一出,哈密军民各族人士为之奔走相告,群情振奋,扬眉吐气。
道光年间的新疆屯田,是由林则徐遣戍新疆而推向高潮的。他以花甲之年,多病身驱,不怕路远艰难,遍历八城,为开发和保卫祖国边疆而贡献余力。他没有任何头衔,也没有上奏之权,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的筹边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和主张,以及他的光辉的爱国主义精神,哈密人民将永志不忘。

第三节  1864年农民大起义

     1864年,在太平天国革命、陕甘回民起义和新疆农民起义影响下,一个以反对差役、反对摊派、争取人身自由为中心的反对农奴制度的维吾尔、回族农民起义在哈密绿洲、巴里坤草原暴发。

     一、回民义军进攻哈密

     1864年,全疆规模的各族人民反清起义的爆发,引起哈密王伯锡尔的恐惧,哈密也越来越呈现出波动不稳的局势,清政府要伯锡尔“派员前赴各城,宣示回众”,防止人户聚众响应。但是,农民起义的怒火是阻挡不住的,巴里坤的马天保组织回民起义,围攻哈密城,均被清军打退。巴里坤回民两次举行起义,先后都被清军及哈密王的军队镇压。

     二、伊斯哈克进攻哈密

     1864年冬,在吐鲁番战役中,伊斯哈克以吐鲁番为中心,接二连三地向天山北部派出大批军队,在东起巴里坤、西至精河这样广阔的地域内,对清军发动了一系列战斗。
     伊斯哈克为什么进军哈密?其一是,伊斯哈克派往哈密的以毛拉铁木尔哈力发为首的使团,在哈密回城发难,轻而易举地攻取了哈密回城。这个使团由16人组成(10名维吾尔人、6名回族人)。伊斯哈克赋予毛拉铁木尔哈力发等人的原本使命是向哈密王伯锡尔馈赠礼品,以答谢伯锡尔不久前对热西丁(宗教贵族,库车割据政权首领)的一次慷慨馈赠。据说,哈密王伯锡尔馈赠给热西丁的礼品中,除了大量的珍宝外,还有张格尔当年使用过的兵器和甲胄。
     毛拉铁木尔哈力发在完成答谢任务的同时,大胆地向哈密王伯锡尔建议,由他和他的15位伙伴发难攻取哈密城池。哈密王伯锡尔权衡利弊之后默认了毛拉铁木尔哈力发的建议,并暗中资助了他们一批武器。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毛拉铁木尔哈力发果然如愿以偿,一举攻占了哈密回城。
     诱发伊斯哈克决心进军哈密的另一个原因是巴里坤城中所存放的大量军需和武器装备。阿依丁和卓进击木垒河之后,一度曾接近巴里坤城。当时他们虽然在巴里坤城未曾得手,但给伊斯哈克带来了有关巴里坤的详尽情报。结束了吐鲁番的战事之后,伊斯哈克率军从吐鲁番启程向哈密进发。从吐鲁番到哈密约8日里程。由于沿途没有设防清军,所以伊斯哈克的军队一路都不曾有过停留。在距哈密还有5日行程的地方,伊斯哈克受到哈密王伯锡尔的欢迎。
     在哈密,伊斯哈克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以哈密为基地,攻取天山另一侧的巴里坤城。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措,伊斯哈克率军进入通往巴里坤的天山峡谷。从这里开始,伊斯哈克遇到了一处又一处设防清军的抵抗。当伊斯哈克的军队接近巴里坤城的时候,这支军队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已经受到了严重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不断增加的伤亡动摇了士兵的斗志。结果,巴里坤城久攻不下。
     正值伊斯哈克进退维谷的时候,传来了热西丁的命令,责成伊斯哈克立即返回库车,组织对叶尔羌的第三次战役。在巴里坤清军的尾随骚扰下,伊斯哈克率领大批军队、辎重,顺原路过天山峡谷,回到哈密绿洲。伊斯哈克因为组织了这次失败的哈密战役,使得热西丁的势力范围达到他极东的界限。

     三、农民军进攻哈密城

     1866年10月,吐鲁番起义军又向东攻哈密。此时哈密驻兵及新调安敦玉兵1,000多人,归凌祥指挥。十一月初三日,哈密城农民起义军首领苏皮盖联合吐鲁番马陛农民起义军5,000名,攻占了墩。十一月初八日,凌祥仓猝出战,被农民军打得大败,阵亡官兵民勇并回兵2,000多名,凌祥全身四处受伤,退至回城。伯锡尔得知前方失利,亲率维吾尔兵2,000名前往助战。伯锡尔被农民军生擒,押送至哈密城农民军驻地监守。十一月初九,哈密城被农民军攻占。1867年正月二十一日,农民军处死伯锡尔。二月二十五日,巴里坤总兵何瑁派芮林与千总赵万海带领巴里坤兵勇四五千人援哈密,在哈密城与农民军马队接仗,清兵杀死农民军数百名,农民军退至五堡,被清军打败。清军收复哈密。
     1868年正月二十一日,西路农民军联合哈密四、五堡农民军共三四千名,围攻驻哈防营的张和。张和营有兵勇500名,大半阵亡,哈密失守。何瑁、赵英杰,勇目田树青、赵璞联合前往,进攻农民军。二月,在哈密城西5里地与农民军打仗,孔才率民团马队冲进农民军阵地,农民军败退。

     四、农民联军围攻镇西城

     1865年初,镇迪道尹文麟带兵退据巴里坤。此时,巴里坤是清军在新疆的唯一基地。六月二十二日,妥明派“清真国”元帅马陞率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哈密的1万余农民军,分东西两路围攻巴里坤汉、满两城。巴里坤绿营总兵何瑁和满营都统纳尔济、领队大臣伊勒屯,率领满汉兵顽强抵抗,杀死马陉大军500余人,马陞败退。八月初四,妥明又组织1万余农民军从哈密出发,再次进攻巴里坤,在奎苏和文麟率领的清兵交锋,文麟败退三塘湖。妥明军前进到三十里馆子,遭到总兵何瑁的堵击,激战半日,何瑁带3,000清兵退守巴里坤汉城。清兵急奏朝廷告援:“巴里坤岌岌可危。”
     1866年五月初三至初八,热西丁部和妥明部联军从哈密出发再攻巴里坤,企图一举攻下巴里坤城,攻战数日,又告失败。六月初,联军首领苏布尔格组织5,000骑兵向巴里坤汉、满两城轮番发起猛攻,数日仍攻不下,退回。十二月二十日,马陞率兵3,500余人,从吐鲁番出发,到哈密,从橙槽沟进入巴里坤。此时,守卫巴里坤的何瑁绿营兵和满营官兵得到奇台、吉木萨尔民团的协助,斗志更旺,激战数日,马陞惨败退兵。
     1867年初,清政府闻报巴里坤吃紧,命令陕甘总督派兵拨饷,星夜出关支援巴里坤,才击退了农民军。
     哈密的维吾尔族人主要是在外地起义军的感召下投入到起义行列的。1864年全疆性的农民大起义有反抗清朝统治的正义一面,但起义逐步蜕变为各地封建主相互争夺地盘,并进行疯狂的民族仇杀的战争。哈密维吾尔人民有反抗回王统治的隐发因素,其能量还远远没有积蓄到武装起义的地步,在外界形势及宗教情绪的左右下,起义提前爆发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哈密维吾尔起义者,受阶级和时代局限,没有确立反抗回王统治的目标,但在客观上对回王进行了一次大的冲击:伯锡尔王被镇压,王府统治机构被毁坏殆尽,维吾尔族农奴趁机挣脱了回王的控制。当然由于清政府和回王的镇压,这种胜利果实没有能保持下去。这次反抗回王的斗争又变成“不堪勒派”而“弃耕避匿”的消极反抗。

第四节  陈升恒死守镇西城

     陈升恒,巴里坤城镇人。生于清道光代,卒于光绪年间。曾任巴里坤镇总兵。1864年开始的全疆农民起义及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使清朝在全疆的统治溃烂。已降服阿古柏的妥明不断派兵进攻镇西,清政府不能从速派兵出关支援,又加镇西连年灾歉,内外交困,形势危急。当时陈升恒为守城游击署理巴里坤镇标,他临危不惧,率镇标三营官兵与坚守满城的将士,同舟共济,互相配合,奋勇守城,城池始终未被攻破。
     1873年,白彦虎率陕西回民起义军万余人进疆,占哈密,攻镇西。8月中旬,白彦虎另派2 000精壮士兵北翻天山攻镇西。陈升恒所指挥的镇标三营只有500人,虽经长期鏖战,伤亡过半,但守城待援的决心不移。他一面“率少数枵腹之卒”拼死抵抗,一面动员绅商捐饷捐粮,集资赶造大炮。并把城内居民和逃进城内的农民千余人组织成义勇团练,操起武器协助官兵守城。白彦虎部组织夜间攀城袭击,因城周8里,天又漆黑,守城军民不易觉察,几次险被白彦虎部攻破。陈升恒根据兵力不足、防线又长的情况,发动民众捐集清油、蜡烛,制作灯笼,夜守城堞,防止敌兵夜间攀城,果然奏效。白彦虎多次组织夜袭皆受挫。守城军民又临时铸3门铁大炮,安设在南城楼和东西两城角的炮台上,对准南山庙齐轰,连连射中,守城士气倍增。白彦虎攻城不下,只好率部西去。
     陈升恒率全城军民坚守孤城,为光绪初年左宗棠挥师出兵收复新疆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基地。镇西民众不忘其功绩,特为他勒石铭志,建祠塑像。

第五节  共同抵御和消灭入侵势力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英、俄、法等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一方面大肆扩张在华的不平等权益,同时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强占领土。其中中亚浩罕势力和沙皇俄国入侵新疆所造成的西北边疆危机延续时间最长,造成的危害也最大。
     正当新疆各地封建主和少数宗教头目互相倾轧的时候,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挟持布素鲁克和卓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新疆混乱局面,运用阴险狡诈的手段,各个击破,逐渐侵占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一大片国土遭铁蹄蹂躏。至1871年10月,南北疆除镇西、哈密、古城(今奇台)、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塔尔巴哈台等城为清军、民团所守,伊犁为沙俄强占外,其余皆属阿古柏。1873年6月,陕甘回民起义首领白彦虎兵败肃州后率余部逃来新疆,8月19日攻陷哈密回城。29日被清军击败,西窜吐鲁番,投降阿古柏。
     阿古柏将中亚地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新疆被占领地区,强迫各族人民缴纳种类繁多的赋税,进行无偿劳动。各地人民反对阿古柏的反动统治,自发地进行武装斗争。

     一、消灭阿古柏势力

     阿古柏,中亚浩汗国人。他在浩罕动荡的政局中素以投机钻营、玩弄权术著称。1864~1865年间,新疆各族人民在太平天国革命和回民起义的影响下,纷纷举行反清暴动。不久,反清暴动的胜利果实被一些封建统治者和宗教头目所篡夺。他们割据一方,相互攻伐,给浩罕入侵新疆造成了可乘之机。在英、俄及土耳其等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浩罕封建主乘机派军官阿古柏带兵入侵新疆。1865年春,阿古柏挟持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打着宗教的旗号先后攻陷南疆各地,并在1867年建立了“哲德沙尔国”。继之,其反动势力又扩张到了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1870年阿古柏开始进攻吐鲁番,并{肖灭妥明的清真国。至此,南北疆广大地区都沦为入侵者的势力范围。只有巴里坤、哈密二处尚在清军控制之下,成为以后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的前哨。
     清廷为了反击阿古柏入侵,于1875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任命金顺为帮办,以便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把大营迁至肃州,在战略上制定了“先南后北”,在战役上“先北后南”的用兵方略:即先征讨南路阿古柏,然后集中力量于北路解决伊犁问题;具体作战计划则是“先北路而后南路”,在阿古柏占据的北疆古牧地(米泉)和乌鲁木齐,挫其凶锋,然后取达坂城,挥兵南路,直下喀什噶尔,全歼入侵者。至1878年1月,相继收复西四城,平叛结束,阿古柏入侵势力被彻底从新疆驱逐。
     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大军所到之处,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全力支持。左宗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奏请清政府对大力支援西征的维吾尔等各族人民给予奖励。
     巴里坤各族人民在这场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领土的斗争中,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到1876年,清廷决定派兵西征收复失地时,巴里坤这一隅之地发挥了巨大作用,全体军民又以驱逐敌寇、收复新疆的全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地为西征大军聚草屯粮,担负运输,支援战马,充当向导,对收复全疆的反侵略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屹立在巴里坤城南岳公台下刻于1918年的《保安碑》所记:“惟清同治初,西域变乱,全疆沦陷,孤留坤城,蕞尔一区,万难独立。当时满汉文武诸公,力挽危局,和衷共济。……清同治四年六月间,劲敌挟持强袭我坤,逼近满汉两城,期必屠戮。幸赖都统纳而济,提督何  ……以及八旗各营官弁、绅商等,奖励其士,勉以忠义,又复亲历戎行,誓同生死,率少数枵腹之士卒,敌万众虎狼之残暴,而卒能屡克胜捷者,诚藉国家之洪福。迨光绪初年,左文襄公……先后奉诏,联师出关,恢复新疆,破安肃,走戈壁,因援运维艰,飞檄镇西文武,聚草屯粮,巨资接济。迨大军继至,以巴里坤为前线根据地,始得分兵南北进剿,以致全疆克复,边境艾安。”碑文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百余年前的这段历史,追述了巴里坤清军将士和民团首领们的功绩。
     在反对阿古柏匪帮入侵新疆的斗争中,哈密维吾尔人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罗尔巴里就是突出的典型。
     罗尔巴里家住哈密西面沁城芨芨台子,丈夫霍家拜尔地是当地的一个小头目。罗尔巴里机灵乖巧,善于骑马。她胆识过人,敢于独自一人承担哈密至芨芨台之间的驿传任务。当时正值清同治末年,新疆战乱初平,地面仍不安静,再加上山路戈壁豺狼很多,经常出没于丛草乱石之间,伺机袭击牲畜或行人,男人尚且畏怯,不敢单独上路;而罗尔巴里却敢提短刀,跨骏马,单骑往返于数公里的山隈沙碛之间,来去自如,从不间断。这时她30多岁,胆壮气豪,胜似大丈夫。诗人萧雄路经此地,视其豪举,咏诗赞颂:百啭歌喉骤马骄,娇娃夜带雁翎刀。当年八百朱颜妇,想见分防抗汉朝。

     二、沙俄派密探来哈搜集情报

     正当阿古柏匪徒侵吞新疆南部,进而侵犯北部的时候,沙俄政府急不可待地出动了军队,强行于1871年5月霸占了伊犁谷地,并且张牙舞爪,妄图鲸吞北疆,进一步囊括南疆。我国西北边疆形势处于更加危急之中。
     1872年,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命令所派遣的一批“不是从钱财上考虑,而是基于爱国精神”(转引《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53页),即为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伪装成商队模样的侵略者,前往北疆各地。同年三四月间,沙俄为了考察从斋桑经蒙古草原西南而至四川的商路,组成了一支有200余人参加的大规模的测绘队,携带物资与商货,在陆军中校索斯诺夫斯基的率领下,擅自闯入新疆。后前往科布多。是年秋季,他们又突然南下,重新出现于新疆。9月13日(八月十一日)一股到达巴里坤县城北面的三塘湖,打着赴巴里坤、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处贸易的旗号,沿路“图绘山川形势”(转引《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54页)。10月(九月),又一股窜至古城,也打着去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处贸易的旗号,在当地活动60余日。
     1879年,南疆虽已平定,但伊犁仍在沙俄手中。左宗棠正在筹集粮饷、调整军事部署,准备以武力收复伊犁。就在当年的5月下旬,一支由12人组成的,其中有所谓沙皇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任队长的俄国探险队,从巴里坤翻过天山达坂,来到哈密城北的龙王庙附近驻扎。这个探险队是一支打着“科学考察”、“学术旅行”的幌子,从事盗窃我国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情报的高级间谍队伍。普尔热瓦斯基曾多次出入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和西藏等地,充当沙俄侵略我国西部领土的急先锋。这次是他第三次中亚之行,准备经哈密、敦煌,然后进入西藏。
     此时,明春以哈密办事大臣身份率健锐营驻防哈密,置左宗棠随时准备以武力收复伊犁的战略于不顾,把这个来自敌方,形迹可疑的间谍奉为上宾,请进衙署,大摆宴席,一次宴会竟上60道菜,连海参、鱼翅、燕窝、对虾等名贵海产也搬上餐桌。更有甚者,当普尔热瓦斯基在驻地帐篷内回请时,明春这些昏庸腐朽的官僚竞不知羞耻地抢糖果、洋货,要求对方赠送或卖给自己,丧失了国格人格。当普尔热瓦斯基举起洋枪打中一只飞鸟时,明春等居然厚着脸皮恭维说:“我们怎么能同俄国人作战呢?这12个人能打败我们1,000士兵。”这完全是一副洋奴相。普尔热瓦斯基此时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着明春等人说:“我们没有打仗的理由,而且俄国从来没同中国打过仗。”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好像沙俄没有侵占伊犁似的!
     普尔热瓦斯基等一行在哈密停留一周,收集了有关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后,于6月1日离开哈密去敦煌。明春还派15名清军护送出境。

     三、左宗棠移营哈密

     (一)移营哈密筹划收复伊犁
     1875年3月,清政府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出兵收复新疆。在全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征战,终于在1877年秋,完全消灭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势力。清政府在用兵南疆的同时,同霸占我国伊犁的沙俄举行谈判。
     这时,左宗棠认为“先之议论尚是空谈,继之兵威乃有结束也”。极力主张做用武力收复伊犁的准备,得到清政府认可。
     1880年初,左宗棠奉命准备以武力收复伊犁,他拟定了3路进击俄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25个营约1.2万人,扼守精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锦棠率步骑28个营约1.1万人,取道乌什,从冰岭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截俄后援;中路张曜率领步骑19个营约8,500人,从阿克苏出发,经冰岭之东,沿特斯河,经趋惠远,断金顶寺(今伊宁市)俄军退路。此外,以6,000人至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地填防,调徐学功、孔才等民团千余人,至塔尔巴哈台协助参赞大臣锡纶加强防务。对绥来、昌吉、乌鲁木齐、古城、镇西及其以东各要道亦作安排布置,准备作战的兵力约5万人。4月,左宗棠完成进军伊犁的准备,便离肃州入新,要亲自指挥收复伊犁之战。6月15日,左宗棠以69岁高龄之“"大营状如城郭,与新城相对峙。由是街头大兴,商随营集,平碛构卢,店舍鳞比,市镇喧填,百货街尾辐辏,实为从来未有之盛。”
     在哈密短短的4个月中,左宗棠废寝忘食,以古稀之年,日夜操劳,听敌情汇报,阅批文件、部署军队,全身心地投入到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中。由于清政府的软弱退让,左宗棠武力收复伊犁的计划未能实现,他本人于同年10月12日将关防移交刘锦棠、杨昌浚后,怅然离哈进京。
    左宗棠武力收复伊犁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他坚定的反侵略立场和积极的军事准备,使沙俄十分震惊。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意与清重开谈判。1881年2月,曾纪泽与沙俄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尽管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比起以前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使中国少受了一些损失。1882年初,清军进驻伊犁,伊犁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二)哈密的左公柳
     光绪初年,左宗棠奉命驱逐阿古柏入侵之际,他不忘在大西北栽种柳树。左宗棠的得力助手张曜率马步兵14营在哈密屯田,共垦荒两万余亩,并以十万条毛毡铺渠,兴修石城子水渠。同时,“择低清闲地,搜折树枝,排插成林”。张曜的幕僚萧雄有一首诗咏叹哈密的左公柳:“千尺乔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应同笛里边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清朝用兵新疆,命左宗棠筹运军粮。由于左宗棠的通盘考虑,精打细算,改正了许多根本性的错误。清政府始设粮台于肃州。左宗棠认为师出新疆北路,粮台设在肃州,势必远水不解近渴,不能满足前线需要。于是清廷改变原议,设粮台于前敌之后的巴里坤。改车运为驼运。主管粮运的袁保恒开始购买骡子3 000头,并赶制许多大车,计划以车运粮。左宗棠为此算了一笔账:从肃州到巴里坤约距2 000多里,车行30余日方能到达。每车两头骡子一个车夫,两骡日需料用粮16斤,车夫吃粮2斤,每车装粮不过600斤。车还未到粮台,而粮已经吃完,到头来一无所得。如改为驼运,则比较合算:每驼日需料3斤,遇有草地还可放牧,用料更少,每驼驮粮300斤,运到粮台吃掉一半,至少还剩一半。经此一算,袁保恒心服口服。分段采运,左宗棠在肃州、哈密、巴里坤分设采粮局,在当地采粮即可。至于各军到了驻地,则应尽力在本地采粮供应。还在包头、归绥设粮局,采粮直运巴里坤。左宗棠大营驻哈密,在营侧辟地20亩种菜,实出于战略需要,既能节省军费,又可提高军队素质。
     清军西征逐外寇阿古柏,收复新疆,这是近代中国统一事业的一件大事。西征统帅左宗棠力排众议,坚持收复新疆,呕心沥血,精心策划西征。哈密左宗棠碑记述了1875年,清廷派左宗棠及清军刘锦棠赴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时发生在哈密地域的一些史实。1885年,左宗棠逝世,哈密厅奉命在老城扎萨克亲王祠西侧建左公祠,供地方官员于春秋两季入祠祭奠。1898年,巴里坤民众为纪念左宗棠指挥大军收复新疆的功绩,修建了左文襄公祠,内有一幅楹联:“运筹帷幄扫魑魅乃砥柱中流,大军出关一统边陲其功盖天山。”

                                                                      第六节  新疆建省前后的哈密

     清政府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于1878年初彻底消灭了阿古柏侵略势力,继而于1881年迫使沙俄交还伊犁大部。为了巩固边疆,保卫边疆,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理,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但同时,也保留了伊犁将军,分管新疆伊犁、塔城防务。

     一、善后局时期哈密社会状况

     惨遭蹂躏10多年的新疆,已满目疮痍,面目全非。北疆镇迪道以前统属10余城,区内经济繁荣、贸易畅盛、人丁兴旺,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榛莽丛生,十室九空,各族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屯田事业遭严重破坏。刘锦棠在亲历乌鲁木齐及南疆各地之后,上奏道:“旧制……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刘襄勤公奏稿》第三卷,44页)这是经过农民起义和反侵略战争之后,新疆社会结构即政治制度方面出现的一个巨大变化。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生产,同时代行基层政权的各种职责,清政府在全疆各城设善后总局2个、分局10个。
     哈密地区情况向来特殊,在1864年前后的农民起义中,哈密、巴里坤遭到严重破坏;在此后进行的反对阿古柏和沙俄入侵的斗争中,巴里坤、哈密既是清军的后勤供应基地,又是清军坚守的第一线,在多方面有其特殊性:哈密王的权力极大,王府本身就是一个衙门,下设台吉、章京、伯克各官。哈密虽有“通判”一官,然而,“事权为台吉、伯克所分。”(《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7卷第1页)这次办理善后事务,乃按然吐食番普后局之例,贵令哈密通判“兼管回务”,“一切词讼案件概由官审断申报”,伯克如不称职,“上司”有权予以“换替承充”(《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7卷第1页)密王的统治权力也大大削弱了。
     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和北部第一线坚守的清军约有31个营。这些人因与内地联系严重阻隔,粮食供应长期中断,生计亦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吃粮间题,驻守在巴里坤、哈密的清军实行屯田。由于动乱,曾一度被迫停止。善后屯田以哈密驻军兵屯率先开办。以巴里坤为例,当地原有垦地6万余亩,到1878年,报垦约4万亩,1880年,已报垦5万数千亩,接近于原来的耕地面积。同年,经过军民的辛勤劳动,修复工程量较大的哈密石城子渠、巴里坤大泉东渠相继竣工。善后局在清丈土地,厘定税率,征收赋税,总揽司法及民政事务,兴办公共及教育事业,主持中外交涉和维持治安边防等方面行使着地方临时政府的职能,在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就为新疆改建行省及建立道、府、厅、州、县,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二、改设镇迪道

     1877年6月,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奉命统筹战后新疆全局,重议新疆建省。1878年初,左宗棠再次提出新疆建省之议,因清廷内部意见分歧,一时难以决策,似有夭折的危险。1882年10月18日,身居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再次上疏,力促清廷在新疆建省。就在左宗棠等人的督促下,于同年12月,清政府批准以刘锦棠建省方案为本,并由刘锦棠主持,一场声势浩大的边疆行政体制改革在天山南北广为展开。1884年11月17日,清政府下令在新疆建省,添设甘肃新疆巡抚,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御史,使之成为中央政府驻新疆省最高军政长官。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与此同时,裁减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和各地伯克。从1885年到1902年,新疆在行政建置方面,经多次调整,共设4个道、6个府、8个直属厅、2个防卫厅、2个直属州、1个州、21个县和2个分县,隶属新疆巡抚。镇迪道驻迪化,辖1府4个直隶厅,其中有镇西直隶厅、哈密直隶厅。
     新疆建省后,在军制方面除继续实行驻防和换防制外,还置有旗营和标营。1907年,新疆军队又改为巡防队,清末又奉令编练新军。上述部队在哈密、镇西都先后驻扎过。
新疆建省,以行省制代替民政、军政分治的军府制,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疆省的建立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国内其他各省行政体制的统一,取消了其他各省人民前来开发边疆的人为壁垒。自此以后,“关内汉、回携眷来新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新疆图志》第104卷.第15页)各族劳动人民在共同开发边疆的过程中,相互学习,交流生产经验,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都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增强了防范外国侵略者与当地反动头目相互勾结、发动分裂叛乱的能力,促进新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第七节 1907年的吐尔巴克

——和加米雅斯暴动

     历代回王依仗清廷的支持,在其封地内对属民进行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精神上奴役,尤其是在九世回王沙木胡索特时期,繁重的徭役压得属民透不过气来。官逼民反,沉重的负担逼迫属民走上反抗的道路,于是就爆发了1907年的吐尔巴克——和加米雅斯暴动。

     一、暴动的原因

    属民反抗哈密王统治的斗争与其统治相始终,但斗争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到了20世纪初期,哈密的农奴、农民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仅靠逃亡这种消极的反抗斗争形式,改变不了其受奴役的地位,并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是爆发1907年吐尔巴克——和加米雅斯暴动的思想基础。
     在整个清代,哈密历代回王不管形势多么危急复杂,始终如一忠于清政府,并为其维护统治和收复新疆立过功劳。因此,哈密王历来受到清政府的特别赏识和庇护,正因为如此,哈密回王一直有效地统治着哈密的维吾尔族人民。清咸丰、同治年间,维吾尔人民供回王差每月只3日,自光绪年间,沙木胡索特每月令维吾尔人民供差5日。除5日外,王府还“私行苛派”,让管辖的维吾尔人为他们“额外当差。”这种繁重的差役,使农民“情所难忍”,“深以为怨”。王府还有禁令,不准农民自由开垦土地,也不准农民自由购置土地,即使有农民出售土地,也只能卖给王府。农民在无力偿还回王债务时,只得把自己的土地低价卖给王府。另外,清政府每年要以官价向王府收购一定数量的军粮,名日“采买粮”,回王便以低于官府的价格向农民强行征收。哈密农民“因差役繁苛”,与哈密王沙木胡索特的“感情甚恶”,关系日益紧张。
     1907年,哈密牙尔土合曼农民切如拉,因交不起5石“征购粮”,在限期前两天上吊自杀。死前,将遗书贴在沙枣树上,痛骂哈密王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引起农民对死者的莫大同情和对回王的极大愤恨。
     同年,回王三道岭煤窑发生倒塌事故,头、二、三、四、五堡的17名在此服役的农民被压死在煤窑中,一次死这么多服役的农民,引起死者家属和农民的悲愤。这时,居住在回城的吐尔巴克拉吉、吐尔巴克扎立甫、吐尔巴克夏卡尔兄弟3人,也因缴不起回王的13石“征购粮”而逃到四堡。吐尔巴克兄弟认为,除了反抗别无他路。于是,他们走乡串户,鼓动农民起来斗争。他们提出口号:“不给回王做苦役,我们要像汉族人一样按协议规定缴税。我们要自由”。斗争一开始,吐尔巴克兄弟被推为领袖,向哈密王提出四项要求:将耕地和煤窑租给农民,定期向哈密王缴纳租税,不作无偿无酬的徭役;将每月为哈密王府服役7天改为3天,其余时间由农民自己支配;哈密厅协台出面保证,并将其保证贴在石板上,立在王府门前,农民将这些要求写在纸上,贴在王府北面的拱顶上。此请愿书一连书写张贴三次,但回王根本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来自头、二、三、四、五堡的五六百农民,聚集在吐尔巴克兄弟周围酝酿暴动。

     二、暴动的经过

    在哈密附近的和加米雅斯与曾向回王借贷经商、因无力偿还高利贷和不堪承受纳粮供差重负的农民杜格买提联合,在农民中秘密宣传,并在托乎提阿吉的房内秘密开会。他们还利用伊斯兰教主麻日向群众宣传:‘‘《古兰经》上写着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回王世世代代骑在我们头上,而我们却世世代代都是奴隶。我们要争取自由生活的权利,就必须推翻回王的统治。”经过反复的鼓动宣传,在哈密城郊各地召集二三百人,以后又发展到500多人。以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等人为首带领游行队伍进入回城,游行示威。王府的人见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吓得紧闭大门。游行坚持了28天,每天到王府门前示威一次。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等人,向哈密厅通判陈天禄呈禀词。陈天禄接受后,和加米雅斯等对斗争更加充满信心。
     1907年5月26日,回王诬称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勾串“匪党”,造谣敛钱,于是派人将和、杜二人拿办。第二天,深受王府压榨的农民数百人搬到回城周围住下,将王府头门用土块封砌。回王见民众声势浩大,只得向官府求援。哈密厅遂派兵将农民“弹压解散”,还逮捕了一些人。当时恰好甘肃候补道杨增新奉差来新疆,路过哈密,巡抚联魁饬杨就近查办。杨增新了解了农民负担粮差之苦,拟了一个《缠民供支回都粮差章程》,并经联魁批准。沙木胡索特亲王不得不暂作让步,释放了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等人,并把农民为王府服役的天数由每月7天减为3天,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领导人是被通判陈天禄派充乡约的毛拉热吉,他经过多次鼓动、串联,团结了哈密城郊、花园子、大南湖、陶家宫、廖家湾等地的农民约四五百人,提出要求归哈密厅管理。他们的要求得到通判陈天禄的支持。沙木胡索特只得电禀巡抚联魁解决,同时写信向镇西易盛富镇台求救,并派王府翻译艾孜买提带40只元宝和礼品去镇西见易盛富。联魁将陈天禄“撤任调省查办”。但是,当陈天禄离哈密去省城时,毛拉热吉派遣一批农民跟随陈天禄进省“上控”。联魁一面把陈天禄和陪同上告的农民“交谳局审讯”,一面电饬署巴里坤总兵易盛富单骑前往哈密,会同地方文武,要毛拉热吉等人停止“闹事”。这时,毛拉热吉领导的农民力量与吐尔巴克兄弟为首的农民力量取得联系,决心联合行动。8月13日,两支队伍共约“千余人”,手持坎土曼、铁锨、菜刀、木棒等,涌向回城,高呼“我们不做亲王的奴隶!”“打倒王权”等口号。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急忙暗中派人到迪化向新疆新任巡抚袁大化求救。

     三、暴动的失败

     暴动的群众已下定决心,不达目的决不撤离。于是,他们在门外垒起砖头土块,将王府大门从外面紧关钉死。并将整个王府包围起来。易盛富急令署哈密协副将杨金榜和代理通判周应,带兵前往弹压,遭到暴动农民的抵抗,他们“开枪击石”,打伤了十几名“绅民兵勇”。哈密回王让易盛富带领一连士兵埋伏在围墙顶上,然后,他向暴动者传话,要他们集中到围墙下,听他宣布“准愿”的条件。当群众翘首盼望听哈密回王“准愿,,的条件时,预先埋伏好的清兵突然开枪,农民中当场就有6人被打死,另有一些人受伤,毛拉热吉也不幸被捕。接着回王和易盛富令兵丁化装成农牧民,混到人群中去侦探搜寻暴动的领导人,最后搜捕到200多人,其中吐尔巴克夏卡尔等40人被驱逐到吐鲁番、鄯善等地,另有160多人被分别判处1年以上15年以下的徒刑,投进淖毛湖地牢,或强制在荒原上开荒服刑。1908年3月,将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毛拉热吉逮捕后囚禁在木笼里,在协台衙门关了10个月后,杀死在哈密城南门外,没收其全部财产;吐尔巴克拉吉、吐尔巴克扎立甫也被处死。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徭役的农民暴动被镇压了下去。
     虽然这次暴动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但比早期的消极反抗斗争有着巨大的进步。他们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次斗争的失败预示着一场更加成熟的革命的到来。当他们将“不受王府管辖,,作为自己政治El号的时候,标志着维吾尔农民正在有意识地撞击使他们备受苦难的封建制度。
     哈密维吾尔族农民反对哈密王室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山南北。民间的传闻同官府的报告有着截然不同的角度和情感。他们颂扬毛拉热吉、杜格买提、吐尔巴克夏卡尔以及其他农民领袖。因此,这场斗争中的英雄人物、英雄行为以及悲剧结果,在广大维吾尔百姓中产生了强烈的激励效应。这一切,成为维吾尔人民大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动因之一。就这层意义上讲,哈密维吾尔农民反对王府的斗争是此后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革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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