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哈密(1937．7～1945．8)

第一节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进哈密，中共与盛世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盛世才与中共都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盛世才与苏联结盟，既巩固、扩大了他的势力，又迫使他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的进步政策。亲苏，在国内必然要联合中国共产党；盛世才要向国民党闹独立，也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了打通国际通道，解决革命根据地战略依托问题，也需要联络新疆盛世才。红一方面军东征，就是为了打通国际通道。它的东征只完成了两个步骤，由于阎锡山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第三步战略目标未能实现，旋即回师苏区，复准备西征。西征目的，也是为了打通国际通道。
     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中共中央从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做了多方面的努力。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就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电询彭德怀，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的这一条路，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中共中央就西征问题致电共产国际征求意见。9月27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希望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努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计划。
     1936年10月，中共作出了宁夏战役的计划。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25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可是国民党军很快就控制了黄河渡口，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未能渡河。由于国民党军切断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以至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11月绥远抗战爆发，苏联方面通过外蒙援助红军计划难以实施，不得已，共产国际决定改由新疆哈密向红军提供援助。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特派出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段子俊、冯铉(即何晓理)、李春田5人前往新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1月8日，中共中央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和党务。西路军根据中央的意图和当时的形势，决定西进以取得苏联的接济。西路军指战员2．1万人深入河西走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浴血奋战，与10万之众顽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历时5个月之久，先后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37年3月，西路军受挫后分成3个支队。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转战祁连山、历尽艰险，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
     盛世才在苏联的推动下，欢迎西路军左支队全部进入新疆，促进了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
     苏联通过边务处总电台同西路军电台进行联系，以便向他们传达西进新疆的命令，并通过盛世才派人与西路军联络。1937年4月23日，陈云、滕代远等5人，由盛世才派官员和专车从中苏边境接到迪化。陈云由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引见，会见盛世才，盛表示欢迎。25日，由盛世才派新编第四教导大队大队长宫自宽领部队护送，陈云等同医务人员携带的衣服、食品、药品和武器赴星星峡，接运已先期到达那里的西路军干部战士407人。
     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极力反对红军进疆，并企图在星星峡至哈密的路上阻击。他既东拒红军西路军左支队西进，又西阻省军去星星峡迎接长征红军。盛世才立即让吐、鄯、托警备司令孙庆麟指挥，调集驻吐、鄯、托骑兵和迪化装甲车队及驻镇西(巴里坤)牛震汉骑兵团等部队，联合向尧乐博斯部进攻。
     在西路军和盛部的夹击下，尧乐博斯部大部分放下武器投降，少数溃散，尧乐博斯率残部10余人逃进关内，解除了盛世才的隐患。
     陈云来到星星峡，代表党中央向这支英雄部队进行了亲切的慰问。
     5月1日，红军左支队余部和盛世才的驻军在星星峡一起开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陈云代表党中央讲了话，他说：“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特派我和滕代远同志前来迎接。你们经历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同敌人做了最坚决的斗争，经受了考验。剩下这点点人，依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你们是好样的!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当前全国抗日民族战线正在形成，我已向盛督办借了四十几部汽车接你们去迪化，然后再听候党中央决定行止。不光要看到我们现在只有400多人，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起来，我们现在的400多人就将扩大为4千、4万甚至400万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陈云激动人心的讲话，使得全体指战员深受鼓舞，整个会场为之沸腾，口号响彻星星峡上空。
     1937年5月4日，在陈云同志率领下，西路军400多名指战员全副武装，乘坐40多辆汽车离开星星峡，傍晚来到哈密，住在哈密城郊新庄子。5月6日从哈密起程，7日到迪化。陈云到达迪化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

第二节 中共党人在哈密的光辉业绩

     中共中央为了巩固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建设新疆，造福新疆各族人民，尽管本身干部非常缺乏，仍从去苏联治病或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干部中和从延安各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先后达100余人来新疆工作，其中6人来哈密工作。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中央提出新疆工作任务是：(1)怎样保持新疆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土不致陷落在帝国主义的血手中。(2)怎样巩固这个抗战的重     要后方和国际交通要道。(3)怎样推进这个落后的社会前进；怎样使各民族过和平友好的生活。要完成这些特殊的工作任务，“只有拥护和坚决彻底执行六大政策”、“巩固六大政策的政权”。当时哈密是国际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通道，中共中央及其驻新疆代表对哈密十分重视，从1938年8月至1942年上半年，先后派刘希平(化名刘西屏，任哈密区行政长，后叛变)、潘同(潘柏南，任哈密行政长，后叛变)、张东月、李涛、申玲(女)、祁天民(任哈密区教育局长)到哈密政府和教育部门任职。他们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支援抗战，发展哈密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

     一、动员哈密各族人民支援抗日战争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共党人的推动下，哈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极端落后及国民政府的腐败，广大将士缺衣少食，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和缺乏，引起广大民众的深切关注。为支援抗日战争，全国各地掀起了各种募捐劳军活动。
     1938年11月12日，新疆反帝总会募集寒衣委员会颁布《募集寒衣条例》。19日又成立反帝总会抗日献金运动委员会。哈密反帝分会积极响应总会的号召，成立了“抗日救国后援会”，专门从事抗日募捐宣传，激发了各族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困难的条件下，纷纷解囊捐款、捐物。一些妇女把结婚的嫁妆，自己喜爱的金戒指、金耳环也捐了出来。很多贫苦农牧民节衣缩食，拿出口粮支援前线。据1941年反帝总会统计，哈密地区仅1938～1940年共捐款64，336．88元，其他捐献物品尚没有统计在内。当时仅有2 500人左右的伊吾县在1938年累计捐款捐物就有：省银票929．4万两、羯羊234只、牛21头、马6匹、骆驼14峰、羊皮14张、毡2条、小麦4．5斗、玉手镯1对、金银首饰4．8两。
     哈密各族人民在“一切为着抗日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鼓舞下，采用各种形式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活动，援助抗战。哈密各族人民积极踊跃认购同盟胜利公债50万元，补助浩繁的抗战费用；热烈响应“一县一机”的献机运动，增强抗日的国防力量，哈密地区献机2架。
     为加强抗日募捐工作，1941年初成立的哈密业余剧团进行了义演募捐。每场演出收入平均300元左右，演出8场共计收入2 400多元，在当时约可购买1 200双鞋袜。募捐所得，通过哈密后援分会上缴迪化“新疆抗日后援总会”，转交前线劳军。
     1942年5月，哈密行署召开哈密靴鞋劳军会议，决定在全地区城乡开展靴鞋劳军运动，经过各族工匠的努力，全地区共制作靴鞋881双，支援抗日前线。
     通过各种募捐活动，不仅募集了大批抗战物资，而且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进一步激发了各族同胞团结抗日的战斗热情。
抗日期间，只要苏联车辆抛锚，不论在戈壁，还是在沙漠，但凡有维吾尔居民的村落，维吾尔百姓都会自带工具，帮助运输车辆尽快摆脱困境。

     二、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文化

     民国以来，杨增新、金树仁主政新疆，推行极端的愚民政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风未能吹绿哈密这片荒原。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共党人的努力下，使哈密许多方面出现喜人的景象。
     一是广泛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利用盛世才允许并提倡研究马列主义的一面，大力传播马列主义，从迪化书店购进《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列宁主义问题》、《列宁选集》等，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如《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教程》、《通俗经济学讲话》、《新哲学》、《社会发展史》、《苏联的民主》、《社会经济史纲》、《日本侵略战线》、《抗战文摘》、《中国革命史》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各类学习班上还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新华日报》、《新疆日报》、《反帝战略》等报刊上刊载的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
     二是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大唱革命歌曲，大演抗战题材的话剧。
     中共党人通过反帝会和《晨钟》(百姓小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哈密反帝会的抗日宣传活动大多集中在每年的重要纪念日里进行。
     配合抗战宣传，中共党人积极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经常组织爱好文艺的师生和反帝会员到学校、街巷、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各校举行歌咏比赛，并提出“以救亡歌声唤醒每个角落”的口号，得到教育界和各族学生的积极响应。各民族学校和学生都积极主动参加比赛，当时《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国共合作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反帝军歌》等歌曲响彻哈密城乡。维吾尔语话剧《再乃甫遭诽谤》、歌剧《艾力甫与赛乃姆》等进步节目，轰动了哈密。反帝会从各校挑选一批师生组织“社会教育业余剧团”、“青年抗日演出团”、“儿童剧团”在“四一二”和“七七”演出了小型话剧和活报剧《满天星》、《芦沟桥之战》等。观看的群众不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j还我河山!”
     1939年，茅盾、张仲实等人自内地赴迪化途经哈密，哈密区行政长刘西平专门组织文艺晚会，演出维吾尔族歌舞。同年，逢“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日，哈密县长陈方伯组织群众晚会，专门邀请赴迪化路过哈密的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人参加，并欢迎赵丹在会上演唱了《游击队之歌》等歌曲。
     1941年，哈密“社教业余剧团”、“青年抗日演出团”、“儿童剧团”等先后演出《芦沟桥之战》、《放下你的鞭子》、《插翅飞》等活报剧及大型话剧《凤凰城》、《满天星》、《战斗》、《故乡》等。
     1944年，镇西县汉文会发动县城的小学教师第一次排演话剧《草莽英雄》。
     三是重视教育，大力培养各民族的人才。来哈密的6位中共党人中，有3人分配在教育部门工作，其他3人虽然不在教育战线，但也兼管教育工作。为了发展哈密教育事业，采取了以下措施：深入东天山南北两个县调查，几十所会立和民办学校向行署提交了关于加强教育的报告，为办好哈密教育提供了依据；健全教育行政机构，筹建地区教育局，建立规章制度，稳定教学秩序，使全地区教育工作有序地进行；采用多种形式集资解决办学经费，动员各族文化促进会和宗教人士资助，如吾守尔卡孜用“吾守尔”、“扎尕提”用于办公立学校；举办教师训练班、进修班，培养各族师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视社会教育，创办了民校，开展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各类训练班，培养各类人才。到1941年，哈密公立学校20所，比1938年增长3倍多，会立学校40所，比1938年增长1倍，教师增加3倍。
     教育面貌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教学内容的更新上，一是参加社会实践，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培养爱国主义感情；二是马克思主义进课堂，传播新兴的科学知识。

     三、发展经济，改革政治，为各族人民办好事

     在历史上，哈密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不能自给。中共党人遵照省政府制定的第一期三年建设计划，动员民众搞好生产，使哈密经济得到发展。
     发展新疆各项建设事业，省政府决定发行建设公债。哈密成立发行公债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哈密区共认购公债10万元，其中镇西3．5万元，哈密县和伊吾设治局6．5万元。
     哈密成立积谷备荒公社，号召人们捐粮、捐款，发起“一升粮”运动；还发放农业贷款和籽种，每年春季，把募得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收获后如数归还。与此同时，还成立春耕委员会，每年春耕时，春耕委员会组织贷款队下乡宣传、调查，给贫苦农牧民贷款借粮，帮助他们度过春荒，秋后如数归还政府。经过努力，在积谷备荒、春耕贷款中取得很大成绩。
     1942年，省政府公布北疆各积谷公社的存粮，哈密县现存小麦570石，镇西县50石。
     为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兴修水利，开凿坎儿井，修建石城子水渠，发动民众捐款，动员职员、居民参加义务劳动，激发了各族群众兴修水坝的积极性，使政府花不多的钱，完成了这一大工程。
     哈密不但农业落后，地方工业几乎是空白。中共党人亲自到三道岭抓煤炭生产。三道岭原是一个私人开采的露天煤场，设备简陋，产量低，只有百名工人，日产煤仅20吨。李涛到矿后，与工人同吃、住，生产效益有很大提高，原煤日产量增加10倍，达到200吨。
     为解决哈密地区居民照明问题，广泛集资，办起“哈密电灯公司”。
商业采取了许多措施，修建新市场，组建贸易市场，还成立了平价委员会，以平价售粮，帮助贫民度过粮荒。
     随着哈密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政府收入增加。1941年，哈密财政局“胜利完成了任务，本年牧税征收工作超过财政厅规定预算数字80％强，比上年增加136％强”。
     中共党人来到行署任职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革除弊政，查处贪官污吏，调整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在废除农官乡约、实行区村制时，他们深入县属各村，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区、村长，行使民主权利。1939年开办“区村长训练班”，完成了哈密县“区村编组”，打碎“农官乡约”的枷锁，奠定了民主改革的基础。对哈密行政长公署的人员首先考查工作业绩，选用优秀及合格者，充实职员队伍。对于渎职怠工、违反纪律的职员，视情节轻重给予不同处罚。
刘希平任行政长期间，1939年，行署发起了“禁烟(此指鸦片烟，下同)运动宣传周”，通过宣传和制定具体措施，“现公务人员吸烟者无几”。
     中共党人在行署以身作则，办事认真负责，为公务人员树立了良好榜样。要求各县局工作“有计划，要实事求是，提倡深入社会，联系民众，反对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要求各县设立“民意箱”，挂于“通衢街道”。
     换用“官厅簿记”(新式会计账簿)
     中共党人参加办案，除审阅状子外，还深入实际和现场，多做调解，使双方达成协议，裁定后，各方均感满意。

第三节  开辟援华物资运输线，苏联军队驻哈密

     早在1935年春季，新疆公路局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动工修建迪伊、迪哈(密)公路。这条总长1 859公里的北疆干道，于1937年7月1日正式完工通车，通车后第六天，即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它成了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来自苏联的援助抗日物资，源源不断地经此运往抗日前方。
     8月21日，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决定向国民党政府出售军用飞机、运输车辆、汽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日寇侵占中国东南沿海以后，首先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接着又逼迫英国关闭了中国大西南的滇缅公路。各国援华物资只能从新疆运入内地，新疆也就随之成为我国抗战时期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哈密成为援华物资的唯一中转地。地处新疆东部的哈密是甘新公路及航空线上的咽喉要道，又是装配军用飞机的航空基地，对新疆交通线的畅通至关重要。
     苏联由陆、空两路经新疆运入的大批军用物资，在哈密、星星峡由国民党中央资源委员会和苏联商务代办处办理交接手续。为了接待苏联航空人员、汽车驾驶员和其他支援中国抗战的军事技术人员，中国政府在迪化成立“中苏运输招待委员会总会”，简称“中运总会”，并在伊犁、迪化、哈密三地设中运委员会，从伊犁到星星峡公路线各地，设立招待处，从事食宿的招待工作。
1937年11月，哈密奉命由行政长刘希平兼任委员长，组成“哈密中苏运输招待委员会”(简称“哈密中运会”)，由各该兼任委员职务的机关派专职人员，担任食品采购、保管、领发和招待等具体工作。3个月后(1938年2月)，迪化新疆督办公署副官处另派来一批专职人员，接替“招待站’’的工作，在哈密中运会领导下另成立“招待办事处”，并建立了7个“招待处”，担任哈密区由七角井到星星峡公路沿线的招待工作。   
抗战初期，自1937年7月至1939年，新疆又将伊迪、迪哈交通线(即今兰新公路)向东修建到星星峡，与西北公路衔接，向西延长到中苏交界的霍尔果斯。还临时组织各族民众抢修被破坏了的路段，还护送、搬运物资，维护、抢修车辆及剿匪除奸，巡逻、送信带路。
     1938年，中国经济委员会在新疆专设中央运输委员会(简称中运会)，在七角井设“中转站”，哈密、星星峡设“援华物资转运站”和接待站，负责接运各国援华物资和接待来往车队。
     为确保援华路线的畅通，盛世才于1938年1月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由苏联派军队驻防哈密。是年春，苏联政府派遣俄罗斯骑兵第八团进入新疆，途经伊宁、迪化、吐鲁番抵达哈密。红八团行军极为秘密，所乘车辆一般夜间行进，白天在戈壁野外宿营。
     俄罗斯骑兵第八团进驻哈密是盛世才直接与苏联达成的协议，并未经过南京国民政府同意。为了避免南京政府的猜疑和干涉，对外使用新疆地．方部队番号，称新疆边防军归化军骑兵第八团，进新疆时着新疆军队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
     红八团是一个装备精良、机械化程度很高的部队，除步兵、骑兵、工兵、通讯兵以外，还有一个坦克连、一个炮兵营，并配有军用飞机，拥有供全团行军时所乘的军用汽车，同时，附设有铁工、木工、修理工、电工等车间，配属有大锅炉、电锯、汽锤等设备，俨然一座庞大的兵工厂。这个团全部兵力约3,000人。加上配属工厂工人及其他行政人员共计约5,000人。红八团的主要任务是守卫哈密，它的防区东至星星峡，西至七角井，北达伊吾、巴里坤，南达罗布淖尔一带。为了确保哈密防务，做好应战准备，八团对哈密的地形地貌、山山水水进行详细勘测，绘制了军事地图，作了兵力部署。
     位于哈密城北戈壁上的原欧亚机场，这时改为过往飞机的降落及加油场地。机场设备极其简陋。空勤、地勤和机场工作人员都住在帐房内。所有的歼击机、轰炸机都是直接从苏联编队飞来，在哈密机场降落加油、加水，然后飞往兰州、西安、重庆、武汉等地。
     哈密是新疆最早设站通航的地方之一。1938年，哈密设立渝哈航线办事处，“兰新号”飞机从重庆经兰州、酒泉试飞哈密成功。
     1938年夏，歼击机零件用卡车从苏联运来，全部在哈密装  配，零件用卡车从苏联运来。当时日本空军已开始空袭兰州，个  别轰炸机还空袭过张掖县。为保障飞机装配安全，以防日机袭击，哈密机场配备歼击机10多架和一个C6远程轰炸机大队及少数其他机种。在装配飞机期间，国民党政府空军调来大批空勤、地勤人员，苏联方面也调来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配合原有的新疆当地的机械兵(主要是体力劳动)进行装配，装配好后，由国民党空军接收飞往内地。交接飞机的主要负责人，苏联方面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中国方面是国民党空军司令毛邦初(蒋介石原配夫人的兄弟)，当时机场上还没有照明设备，中苏两国技术人员就充分利用白天工作。
     红八团开进哈密后，大搞机场工程建设。工程建设由一位苏联工程师和一位省城调来的工程师负责设计指导，苏方调派汽车拉运建筑材料，其余工匠由哈密县政府招雇，材料由县政府采购供应。
     苏方人员在基地平常约200人，最多时达500人，每人都配备有自卫枪支，不穿军服，空勤人员中有一部分参加了苏联空军志愿队后，即穿着国民党空军服装。哈密装配的飞机全部是空军基地的，所有工程设施，则全部由国民党空军接收，歼击机和轻型轰炸机，远程轰炸机C6、重型轰炸机T6—3，救护机P一5都是从苏联经沿途各机场飞往内地抗日前线的。
     1939年9月，交通部与苏联中央民用航空管理局签订《哈密与阿拉木图间定期飞航合约》，成立“中苏航空公司”，哈密成为两条航线的起止站。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从苏联通过哈密空运援华物资有6,000多吨。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苏联援华军火中的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000多挺机枪和大批弹药、装备，都是通过哈密运往我国抗日前线的。
     1940年8月和1941年国民党中央又先后派汽车团和空军部队，直接在哈密接收苏联援华物资，兼办执行中国汽车驾驶员和航空驾驶人员的工作。1940年12月中旬，苏联载重汽车300辆，装满飞机、大炮、轻重机枪、汽油、配件等开到哈密，回程时运回我国作为抵偿的锡、羊毛、山羊皮、茶叶、棉花等物资。1940～1941年间，除星星峡及七角井招待站外，在哈密地区每天食宿的苏联常驻人员及飞行员、航空机械人员均在150人左右，汽车队人员均在350人左右，中国陆空运输人员均在70人左右。
     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转而投靠国民党，公开反共反苏，苏联已无力派飞机支援中国抗战，1942年，哈密中运会随即撤销。哈密空军基地遂停止活动。蓄谋已久的蒋介石急于调大批军队进疆，但因红八团驻守哈密，使他一时难以起兵，于是，派宋美龄、朱绍良等先后飞抵迪化，与盛世才共同商议逼红八团回国。1943年初，盛世才致电蒋介石，请示驻哈苏军撤退事宜。2月9日，蒋介石以代电指示，依照拟定计划办理。盛于3月16日召见督办公署苏联军事顾问瓦西里也夫，要求红八团撤回本国。苏联见盛世才反目，便决定撤红八团回国，同时撤回驻扎哈密的飞行队、迪化的飞机制造厂和所有工人及技术管理人员。4月10日，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普希金向盛世才通告了苏联政府关于撤回在新疆的苏联军政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决定，并向盛世才递交了《备忘录》。《备忘录》说：“前于1938年1月间，苏联政府应督办阁下之请，因哈密一带不安宁以及运赴中国之贵重货物缺乏必要之安全保障，乃决定将苏联骑兵团一团及空军一支队派往新疆哈密驻扎。当时督办阁下曾认为此乃巩固新疆局势及保证予中国实际大援助之措施。阁下曾通过苏联总领事向苏联政府发表过此项精神的声明。目下既如阁下向苏联上校军事顾问瓦西里也夫所称，该团如继续驻扎，仅能构成督办阁下之重荷，苏联政府已决定将八团由新疆撤回苏联，有关之命令业已授予该团团部。”红八团首批部队于6月4日撤离哈密。9月初，国民党第十八混成旅抵哈，红八团加快了撤退速度，11月4日全部撤完，一路步兵、骑兵由松树塘经镇西、红柳峡和外蒙古的科布多回国；另一路机械化部队，分批向西，由霍尔果斯回国。10月3日离开哈密是苏联红军八团主力，共115辆汽车满载军队和警备编队行进，17架各种类型飞机沿车队路线飞行。红八团的全部营房以省币600万元(一说1,000万元)售给新疆省政府。

第四节  镇西哈萨克族被迫东迁甘肃、青海

     盛世才任督办后，从1933年夏季至1934年，一年多时间里大肆排斥和捕杀异己，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所谓“阴谋暴动案”。1935年，盛世才又“拟征哈萨克壮丁，并勒交其枪支”。从1934年起，省府在阿山区实行了一些改良，如兴办学校、创办报纸、改良草场和畜种等。这些本应当受到牧民们的欢迎，但是当地的部落头人，从本部落狭隘的利益出发，反对改良，并把一切改良措施与盛世才的亲苏措施联系起来，煽动牧民反政府、反苏联。
     1938年，盛世才出动人马，大肆逮捕哈萨克头人，同时又以邀请哈萨克部落头目去乌鲁木齐开会的名义，将20多名部落头目和牧主抓起来，有的杀害，有的关进狱中。此等暴行，引起哈萨克族人民的极大愤慨。1939年10月，盛世才政府又把准备搬迁到甘肃的胡达巴依、叶尔米克巴依等18人抓进监狱，除几人生还外，其余均死在狱中。新疆省政府与牧民的矛盾日益激化，于是造成了哈萨克离新东迁。
     哈萨克牧民集体大规模东迁，以此来反抗盛世才的反动统治。东迁的哈萨克牧民先后分四批进行：第一批为1936年1月，第二第1937年7月，第三批1937年9月，第四批1939年1～2月。以第四批为例，这批东迁牧民，由镇西“台吉"胡赛音、“乌库尔台”纳尔哈利、沙拉黑定等头目率1,000多户，约7,000多人，带马2,100多匹，驼5．05万峰、牛1．4万头、羊17．5万只，有枪300多支，经中蒙边界地带的恩格孜山、马庄山，向东迁至甘肃。初牧居于疏勒河、托赖、月儿浑、敦煌等地，与早期到达这里的哈萨克诸部汇合。后来，有一部分转往酒泉、张掖等地区。他们从镇西北山以北往伊吾移动，省军分多路追击，都被哈萨克牧民打败。当哈萨克牧民进入三塘湖至淖毛湖一线时，盛世才命令驻哈密省军“不让一哈匪东逃”，还从迪化派飞机和军队在伊吾追击、轰炸。在督办公署航空队3架飞机接连轰炸和汽车部队的追击下，哈萨克牧民死伤、损伤惨重，于1939年1月到达甘肃酒泉境内。
     为安定镇西哈萨克牧民，盛世才在1938年3月组织了一个7人组成的慰问团，采用多种方式解释政府的民族政策，进行安抚工作，使他们放心安居乐业，不要听信谣言，背井离乡，不再向东逃离。
     1939年，盛世才派出一个1,200人的加强团，枪杀了艾里甫，其儿子艾里斯汗立誓要讨回血债。
     为了阻挠艾里斯汗东迁，盛世才邀请苏联骑兵第八团(包括两架飞机和5辆坦克)进驻哈密，以守新疆门户}召集北疆迪化、伊犁、塔城、阿勒泰、巴里坤5个行政区的500多名蒙古族、哈萨克族代表开会，宣布艾里斯汗的罪状；收缴民间枪支，设立哈密专员公署巴里坤办事处，任命阿拜担任副行政长，坐镇巴里坤，实行以哈治哈；以阿拜为首组织宣传队，深入巴里坤城乡宣讲，阻止群众跟随艾里斯汗东迁。
     留在镇西的哈萨克牧民只有800户，4 000人左右。
     大多数镇西哈萨克牧民搬走后，盛世才政府怀疑留在镇西的哈萨克牧民还要搬走，就加紧对他们的监视，并把一部分头目抓起来。
     1940年10月，盛世才又抓了准备搬往甘肃的哈尔阿巴拉等16人押往迪化，除3人生还外，其余都死在狱中。
     这次东迁延续了4年(1936～1939年)，先后从阿勒泰和镇西出发，经过伊吾、明水等地，到达甘肃的马庄山，然后一部分南行，越甘新公路，渡疏勒河，到达月儿浑一带；另一部斜出野马隘、营营峡，再西行经双塔堡、小驿、昌马，也抵月儿浑。这部分哈萨克人迁到甘肃不久，继续向青海迁移，遭到反动军阀马步芳的屠杀与掠夺，一些人被逮捕。哈萨克族人民忍无可忍，便在巴隆宗家一带举行反抗马步芳的暴动，杀死马军副旅长韩进宝等70多人，然后逃亡西藏，其中一部分人经拉达克进入印度。
     4年中相继进入甘肃的哈萨克族3,000余户、1．8万余人。
     哈萨克族牧民迁入甘肃、青海后，国民党甘、青政府和军阀马步芳对这些哈萨克牧民采用武力镇压、怀柔羁縻、挑拨离间等手段，一方面大力扶持和巩固封建部落统治制度，勾结和利用哈萨克族内部的反动统治阶级，发给枪支弹药，通过他们统治和搜刮哈萨克族牧民；另一方面委派其爪牙当“驻哈专员”，直接监视和控制哈萨克族牧民。还以“保护哈萨克人民”为借口，派遣军队强行驻进哈萨克牧民居地，实行武装统治。最为阴险卑鄙的是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甚至挑起民族仇杀，以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国民党政府还对哈萨克族聚居区实行经济封锁，严禁其他民族人民供给哈萨克族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物资，妄图从经济上控制哈萨克族牧民。
     东迁哈萨克牧民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活中，由于马家军的残杀和内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人口减少80％以上，牲畜减少90％以上。

第五节  “阴谋暴动案”在哈密的阴影

     一、第一次“阴谋暴动案”

     1937年8月，盛世才第一次对政敌在全疆进行大清洗。盛世才选择这一时机动手不是没有原因的。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蒋介石迫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起来抗日，对新疆无暇顾及。南京政府为了从新疆这一国际渠道获得苏联的物资援助，对盛世才也只好听之任之。苏联1936年就开展了清党运动，盛世才利用运动扩大化，正好对苏联派来的联共党员下手，这正是他放手大干的好机会。9～10月，盛世才下令开始大逮捕。逮捕是在迪化和外区同时进行的。在迪化逮捕了哈密籍的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以及在哈密区工作的中共党员熊效远。当时，盛世才派督办公署参谋处长周征绵等三人到哈密，会同行政长牛震汉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会后，按盛世才布置的逮捕对象(反对盛世才暴政的人)，分两组到哈密县各乡逮捕110多人。之后，还到伊吾县，逮捕20多人，共130余人。这次逮捕的“叛逆分子”，由行署会同公安局全部押解迪化公安处。其中多数人被杀害，少数人经几年关押后，才陆续释放。至于“叛逆”家属，一律流放伊犁，集中管制。同时，行政长公署还成立“清查逆产委员会”，没收“叛逆分子”的财产。
     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杜绝地方“变乱”，还以“支援抗日”为名，于1939年春成立“哈密区清枪委员会”，收缴民间土枪、钢枪．400余支，子弹2万多发。
     通过炮制的“阴谋暴动案”，盛世才不仅扫除了一大批政敌，而且借机掠夺到了大批“逆产”。如和加尼牙孜被捕后，在迪化没收其大小汽车30辆，零件10余箱，骆驼70只，羊4 ,000只；在吐鲁番没收大小坎儿井5处、机井1处、水田100大石(即年收100大石的水田)、马和骡70余匹；在哈密没收羊5,000只、大小坎儿井5处；在乌什没收大房院1处以及所有农田；在库车没收花园1处。

     二、第二次“阴谋暴动案”

     由于盛世才炮制了1937年“阴谋暴动案”，打击了一大批政敌，特别是绝大部分联共党员被迫回苏，大大削弱了他的干部力量。为了维持其统治，借和中共建立救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机，请求中共派干部进疆帮助建设。这样，一批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来新疆工作，为新疆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时隔不久，即1940～1941年，盛世才又故伎重演，再次炮制了杜重远的“阴谋暴动案”，在全疆进行第二次大清洗，暴露了盛世才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逮捕和迫害了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进步民主人士茅盾等人由啥密顺利返回关内，躲避了盛世才的追捕。

     三、第三次“阴谋暴动案”

     盛世才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他可以利用苏联和中共党人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其本质决定了他对苏联和共产党人的敌视。1937～1938年，盛世才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好的，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了政府的重要职务。但从1939年1月起，由于共产党人出色的工作成绩和在民众中威望日益提高，盛世才认为威胁了自己的统治，开始暗中排斥共产党人。1939年1月，盛世才以“调升”的名义，将新疆学院讲师祁天民委任为哈密区教育局长。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盛世才为了寻找新的靠山，他企图以公开反苏、反共，作为投靠国民党的觐见礼，为此，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工作的重要干部撤职或调动工作(由要职调到闲职，由重要部门调到次要部门)。如1941年7月，借口原和阗区警备司令潘柏南治民长于治军，将其调任哈密区行政长；原哈密区行政长刘希平调省。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从各方面加紧拉拢盛世才，以便放手反共，把势力打入新疆。由于国际风云的变幻，盛世才加速了反动的步伐，公开破坏统一战线，反苏反共，彻底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1942年6月，把在哈密区工作的中共党人潘柏南、张东月、李涛、申玲等先后以“另有任用”为名调回迪化“工作”。分别集中在羊毛湖、八户梁等地。同年8月底，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等来新疆，加速了盛世才的反共投蒋。9月17日，盛世才下令软禁全体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1943年2月和4月，盛世才下令正式逮捕大批中共党人及其家属。在法庭和监狱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坚守革命气节，不畏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挑衅、诬蔑，揭露了他们反苏反共的卑劣行径，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申玲就是其中之一。
    1943年3月13日，国民党派中统高级特务王德溥率季源溥、朱树声和郑大纶等人到乌鲁木齐，以“特派新疆审判团，，名义，直接参与对中共在新疆人员的审讯和迫害，先后提审中共党员15人。当审讯到申玲的丈夫时，她丈夫在敌人的威逼和叛徒的诱惑下，思想上有点动摇，承认盛世才是好领导，愿为他工作。接着敌人进一步逼他写脱党宣言，他说得和妻子申玲商量。敌人当时认为女人总是跟着丈夫跑的，所以敌人把申玲带到她丈夫那里，让两人见面谈话。当李涛说出自己的意图时，申玲当即把丈夫怒斥一顿，说：“你这个不坚定的软骨头，在这关键时刻，动摇了革命意志，难道你忘记了当年入党宣誓时说的什么吗?你这种贪生怕死，有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节吗!我劝你快把思想和立场转变过来，做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申玲一腔革命正气的教育帮助下，李涛从污浊的陷阱中自拔出来，重新站稳了革命立场，不仅没有写脱党宣言，还忍受了毒打和单独审讯的痛苦，直至出狱，始终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在新疆的监狱斗争中，也有少数人如潘柏南、刘希平(两人曾在哈密先后任行政长)、徐孟秋等17人贪生怕死，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自首变节，有的甚至堕落为叛徒。
     1941年，盛世才派公安管理处上校科长邢藻、省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袁辅三等人来哈密，成立“清查逆产委员会”，逮捕“阴谋暴动案”成员。公安局按省府提供的名单，逮捕了30多名当年参加过农民暴动的成员，押解迪化关押。后来，被捕的人中，除个别生还外，其余都被杀害。
1942年4～5月间，盛世才下令处决了被认为同苏联有牵连的500多名在押犯，其中有曾在哈密小堡领导农民起义，后担任阿克苏行政长的沙里都尔嗄等。

第六节  盛世才主新时期哈密的经济

     一、农业

     盛世才时期，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新疆制定了第一期三年计划(1936年7月开始实施)，使新疆农业有了大的发展。1933～1936年，在“实施农村救济”和“全省总动员努力春耕”的号召下，大力进行农业投资和建设。首先恢复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同时，政府为恢复农业生产，发动机关人员、法团、教职员工和学生组成春耕宣传队，下乡动员农民春耕；县政府工作也以督促扩大春耕、招抚安插难民为首要任务。政府还实行资金、籽种、耕牛、马匹的借贷。1937年4月，苏新贸易公司哈密商务办事处成立，大批苏联货物进入市场，哈密地区引进打草机、马拉播种机作示范。农村推广马拉播种机、人力选种机、铡草机。1940年，巴里坤县农业所购进12架马拉割草机，出租给农民，免收租费。专区的其他两县也向省里订购农具。当年底，哈密专区有新式农具312架。
     1938年，为了加强对农业科技管理，镇西、哈密增设农牧局，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开办农业培训班，训练农牧业人员。1940年，巴里坤县举办农机训练班，参加训练的有哈萨克族、汉族学员。
     从1938年开始，哈密农业有更大发展。首先，政府对农业的贷款和实物支援逐年增加。1941年，巴里坤县春耕贷款1．3万元(新疆币制)，1942年4．85万元，畜牧贷款1．399万元。1943年，首次发放水利贷款6万元，用于修建苏吉渠。
     1938年春，毛泽民批准伊吾设治局借给农民籽种小麦、青稞200多石。1940年，给农业贷款200万元。1941年，又批准开发伊吾淖毛湖，拨移民费1．5万元。维吾尔族农民掏挖坎儿井，开荒种地，缺籽种和资金，银行贷款1 000万元。其次，耕地面积逐步扩大，1933年哈密农民暴动，使哈密耕地面积减少90％左右。1939年，哈密区有灌地6万多亩，1942年增至12．5万多亩。1944年9月，盛世才离新时，增至17．4万亩。兴修水利也取得一定成绩。1941年，哈密修建石城子渠，灌地3万亩，工程费12万元，由公民筹款修建。
     哈密、镇西畜牧业在中共党人的帮助下，也有较快发展。设兽医院进行畜种改良、科学饲养、繁殖牲畜、防治牲畜病害的工作。在“改良畜种”的口号下，引进优良种畜，还试行和逐步推广人工授精，防治传染病等，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二、金融、商业

    （一）金融
     1933年盛世才主政新疆后，恢复新疆省银行，省分支机构仅有哈密、伊犁等3处。银行代理省库，各地军政用款由银行代省库拨付。
     1939年1月1日，新疆省商业银行成立，哈密分行亦于l司时成立。商业银行镇西办事处于1942年11月成立。
     1942年，盛世才反苏、反共，公开投靠蒋介石，中央银行的法币涌入新疆，与新疆省币同时流通。接着，西北军政长官朱绍良呈准蒋介石在新疆设立中央银行。哈密分行于1943年10月正式成立。
     (二)商业
     1933年，马仲英第二次入疆前，哈密驻军、政府职员以及大部分工商业户撤至古城，兵燹之余，生灵涂炭，房舍被毁，断垣残壁，十室九空，一片焦土，惨不忍睹。巴里坤遭马仲英的抢掠后，大批商号倒闭。
     1933年后，盛世才关闭新绥大道，在中共党人的帮助下，发展贸易，大批苏联货物进入哈密和巴里坤市场，店铺里充塞了各种“洋货”，商业又复苏。1937年，建立苏新贸易公司哈密商务代办处，哈密市场几乎被苏联货物垄断。
     1937年10月，苏新贸易公司驻哈密商务办事处成立，该处在哈密用苏联货物换购皮毛，经洗晒整理打包后，运往苏联。1938年，新疆省建设厅在巴里坤设立土产公司，收购畜产品，销售从苏联进口的各类布匹、锅碗、茶糖、文具。
     1942年以后，新疆对内门户开放，哈密成为货物聚散地，商旅往来不绝，市面亦趋繁荣，哈密、巴里坤商户增加很快。1943年，哈密城有商号273户；1944年，镇西有商号123户。

     三、工副业

     1938年修建龙王庙招待所和中运站时，用从苏联运来的发电机、电线、电表等设备，在龙王庙的高坡上修建站房，安装了一台吉斯一5型汽车引擎带动的发电机，用几个汽油桶连接起来，供冷却水循环发电。  
     (一)火力发电
     1938年4月，由官商合办，成立哈密县新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发电设备原动机(烧黑油机火化式)1座、15匹马力发电机(220个窝特、10．5克罗瓦特)1座，由苏联制造。1942年1月，烧油发动机“因磨擦不堪转动”，改为水力发电，因物质和技术原因，没有结果。
     (二)水力发电
     1939年后，苏新贸易公司哈密商务代办处迁到新址，把阿牙渠的水引到坡上，形成较大的落水差，利用落水差带动发电机发电，只供苏联商务代办处使用。
     还有采煤、采金、冶炼、制革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