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历史记忆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张 仁 幹

   抗日战争时期，应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5月，从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学员中，挑选了一批共产党员来新疆工作。其中先后被派到哈密工作的有张东月（张东岳）、祁天民（祁延霈）、李涛（李毅）、申玲，以及去苏联治病路过新疆而被留下工作的刘西屏（刘希平，后叛变）、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干部潘同（潘伯南，后叛变）等6人。他们在哈密工作期间，始终以忠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以宣传和推行“六大政策”为契机，以动员和组织各族民众大力开展救亡运动，保障国际交通线哈密段的畅通为中心，以为哈密各族人民办好事办实事为出发点，以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为动力，忘我工作，中流砥柱，团结哈密各族人民，坚持与全国人民共赴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哈密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哈密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发展之际，我们回顾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工作的丰功伟绩，在寄托我们的崇敬与怀念之情的同时，展示出抗战时期在哈密工作的共产党人光辉的先进形象，为先教活动树立一面新的又是历史的旗帜。
   一、对抗战初期新疆社会状况的简析
   对抗战初期新疆的社会状况，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和认识：
   （一）盛世才攫取政权后，在内外交困中倒向苏联
   1933年4月12日，在陶明樾、李笑天、陈中的组织策划下，发动了新疆政变，手握军权、时任东路剿匪总指挥的盛世才乘机攫取了新疆边防督办的宝座。但当时哈密民变之火正烧向全疆，甘肃军阀马仲英率部二进新疆，相继占领了哈密、镇西、吐鲁番、达坂城，伊犁屯垦结张培元虎视迪化，国民党中央先派参谋次长黄慕松进疆夺权未成后，又派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罗文干进疆，谋划马、张联合共击盛世才。与此同时，新疆省政府、边防督办府内部的不同政见者也在拔剑弩张，盛世才在内外交困中倒向苏联，利用苏联红军的手，击败了马、张势力，稳定了新疆政权，开始了对新疆长达12年的统治。
   （二）联共进疆，扶助新政，稳定新疆社会
   苏联与盛世才政权结盟后，先后多次派遣联共党员到新疆工作。在联共党员的帮助下，新疆制定了“六大政策”，对外实行反帝、亲苏政策，对内实行民族平等，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政治监督，建立清廉政府；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开始新疆力所能及的建设。在此期间，联共党员熊效远曾任哈密区行政长，于成发曾任哈密公安局长，万友林、吴南山曾在哈密边务处工作，王效典曾任星星峡边务处主任等，他们在哈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遏制尧乐博斯势力的发展，稳定哈密社会，以及红军西路左支队安全进疆，都是很有贡献的。
   （三）血战河西，西进新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0月，在中央宁夏战役计划指令下，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红五军、红九军相继渡过了黄河，可是国民党军却隔断了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继之，绥远抗战爆发，苏联通过外蒙援助红军计划改由新疆哈密提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立即派出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段子俊、冯铉（即何晓理）、李春田5人前往新疆部署，又因冬雪阻隔而不得不停滞于中苏边境。河西部队于11月改称西路军，决定西进以取得苏联的援助。继之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150多公里的地段上，与凶悍而野蛮的马家军主力展开了殊死搏斗，以其血肉之躯写下了英雄悲壮的史诗。期间，西路军虽先后歼敌2.5万余人，但到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自己已“现全不足3团”。3月14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余部3000多人，分三路进行游击。左支队于4月12日终于走出祁连山，向新疆进发，下旬到达新疆东部门户星星峡，受到时任星星峡边务处主任王效典的接待。4月23日，陈云等5人被盛世才专车接到迪化，25日盛世才派出部队和专车，将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接到迪化，对外称“新兵营”。陈云等人到达迪化，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四）宣传马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刘西屏等中共党人一到哈密，立即着手建立政治思想阵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启迪民众觉悟，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支援抗战前线。
　　一是改组哈密反帝直属第八分会。1934年8月，在联共党员和新疆进步人士的推动下，于迪化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反帝会组织快速发展，很快遍及新疆城乡，成为新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大半官办群众组织。哈密区反帝会成立于1938年春，称为哈密反帝直属第八分会。刘西屏等中共党人一到哈密，立即对反帝会进行改组，刘西屏以代行政长的身份，兼任分会主任委员，李涛兼任分会宣传干事，使哈密反帝直属第八分会完全变成中共党人领导的教育民众、宣传抗日、贯彻“六大政策”、组织抗日救国活动的重要阵地。在中共党人的努力下，哈密反帝分会发展很快，迅速由原来的40多人发展到20多个小组、300多人的庞大组织，其会员遍布哈密电台、教育局、公安局、税务局、边务处、邮电局、商业局、银行、医院、汽车运输局、县政府、行政公署、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工商会、维文会、回城小学等各级各类单位。反帝会每周学习1－3次，学习内容一是“六大政策”和当时在哈密公开发行的《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国内外时事政治；二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新哲学教程》和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张仲实译）；三是青年自学丛书《思想方法》等类书籍；四是《新疆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反帝战线》等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五是中共党人主讲的政治形势报告会、演讲会。通过上述学习，教育会员们认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解抗日战争形势和当时政府政策，启发其觉悟，激发其爱国抗战热情。每一阶段学习后，反帝会还进行考试，张榜公布其成绩，进一步激发其学习热情。
　　二是举办培训班。中共党人把培训班作为宣传抗日、传播马列主义、培训理论骨干的阵地之一。1938年和1939年，哈密反帝会先后举办了两期培训班。第一期培训期一个月，第二期长达数月之久，中共党人刘西屏、张东月、李涛都是培训班上的主讲老师；1939年和1940年，哈密反帝会与哈密区教育局联合，先后举办了两期教师暑期培训班，刘西屏、张东月、李涛和1939年调任哈密区教育局长的中共党人祁天民都是培训班上的主讲教师。他们在培训班上讲授国际形势、国内抗战状况、抗日救国政策（主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六大政策”教程、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引导学员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光辉著作。通过培训，许多学员初步掌握了一些马列主义原理，不少学员通过培训班的学习，成为民众运动的骨干。许多人不仅当时成为中共党人进行各项工作的积极分子，而且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哈密各条战线的骨干。
　　三是创办剧社、宣传队。在抗战宣传中，中共党人十分重视宣传队和剧社的重要作用，祁天民、张东月、申玲经常将师生中、反帝会会员中爱好文艺的人们组成宣传队，深入学校、街巷、村乡进行抗日宣传。《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反帝军歌》、《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响彻哈密城乡，在自编自演的小型话剧和活报剧《满天星》、《芦沟桥之战》激励下，观众往往群情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的口号声此起彼伏。1940年2月，在中共党人的支持和推动下，哈密教育局在各校歌咏比赛中提出“以救亡歌声唤醒每个角落”的号召，使哈密城乡再次掀起歌唱革命歌曲、进步歌曲的高潮。1941年，反帝会与教育局联合，组织“社会教育业余剧团”、“青年抗日演出团”、“儿童剧团”，在“四一二”和“七七”纪念活动中，演出著名艺术家赵丹等创作的大型话剧《凤凰城》、《战斗》以及《上海之夜》、《战斗的儿女》，维吾尔语话剧《再乃甫遭诽谤》、歌剧《艾力甫与赛乃姆》也被搬上了舞台，将哈密的抗战宣传推向高潮。
　　四是建立民众俱乐部。在中共党人的极力主张下，行政公署决定采取政府拨款和民众捐款的办法，与1939年2月在哈密、巴里坤分别建立民众俱乐部，并附设图书馆，在为民众提供文化娱乐场地的同时，扩大抗日宣传的阵地。同年9月，刘西屏批准从“地方公益杂款中拨银票309万5千两”，用于哈密县民众俱乐部购买材料之用；次年又拨款4000元。在政府带动下，民众踊跃捐款，为民众俱乐部购买各类设备和器材。《新疆日报》1941年7月6日报道：“哈密县民众俱乐部动工以来，各界热心人士乐意捐款，共大洋3230元”。在中共党人的影响下，当时哈密除创办公共性质的俱乐部外，行署和各大机关都创办公务员俱乐部，各族文化促进会创办会员俱乐部。各俱乐部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娱乐活动，又将抗战救国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推向深入。
　　五是成立妇女协会。中共党人十分重视妇女工作，到哈密不久就成立哈密妇女协会，哈密女校校长、中共党人申玲担任主任委员。妇女协会经常组织女校师生到街头演出，表演各类节目，动员妇女捐款、捐衣，为抗战出钱出力。1939年2月，在妇女协会主任申玲的倡议下，哈密妇女组织募捐组（下设总务、宣传、募捐三股），深入农村，发起为抗日募捐活动，一次“共捐银票800余万两”。申玲抱着解放妇女。为妇女争自由的决心，整天奔波于城乡妇女之间，讲授妇女解放的社会意义，指明抗日救国救家的道路，使哈密妇女协会成为宣传抗战、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和“六大政策”的重要阵地。
　　六是成立哈密中苏友好协会。1940年，哈密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中共党人十分重视中苏友协这个阵地，刘西屏的继任行政长、红军西路军干部潘同亲任会长，张东月任秘书干事。中共党人紧紧抓住中苏友协这块阵地，印发各种宣传材料，请“红八团”无偿地放映电影，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宣传中苏友好。与此同时，中苏友协还努力协助苏新贸易公司开办业务，解决哈密人民生活日用品，如火柴、茶叶、皮鞋、肥皂（原来都是苏新贸易公司供应的）等的供应问题，在民众中树立共产党人地光辉形象。中苏友协地大量宣传工作和苏联支援中国抗日的无数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十月革命”的正确、社会主义的光明，不仅加强了中苏人民的友谊，而且使心存疑虑的民众逐渐消除了顾虑，积极地投入到动员抗战的各项活动中去。
　　七是出版地方报纸。于中共党人到哈密工作后的1939年2月，以中共党人刘西屏为代行政长的哈密行政公署决定创办《晨钟》小报。同年7月，更名为《百姓》，更加突出了为民众服务的宗旨。中共党人利用《百姓》小报这块阵地，大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活动，号召哈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坚决支援前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共党人还利用《百姓》小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各个根据地的革命活动、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等。
　　中共党人十分重视在各类重大节日、纪念日中组织集会，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动员各族人民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例如“三·八”妇女节、“四·一二”新疆革命纪念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七·七”抗战纪念日、“八·一”反帝会成立纪念日、“八一·三”凇沪会战纪念日以及“九·一八”、“双十节”等等，特别是“四·一二” 新疆革命纪念日尤为隆重，每年行政公署都要拨出专款，机关、学校、法团以及城乡居民，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行政长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都要登台演讲。有的纪念活动中组成宣传队，排演了节目，深入街头、乡村、寺坊、居民区开展宣传活动。中共党人十分重视在哈密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国内和苏联进步作家的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在哈密得到广泛发行，使马列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正由于哈密中共党人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哈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极为高涨。1938年11月12日，新疆反帝总会募集寒衣委员会颁布了《募集寒衣条例》，同月19日成立了反帝总会抗日救国献金运动委员会，哈密反帝会立即响应，当即成立哈密抗日救国后援会，专门从事抗日募捐工作，许多群众纷纷解囊，捐钱捐物，不少妇女把结婚的金戒指、金耳环等首饰全部捐出，在平原、咨山区、在城镇、在草原，到处传颂着各族同胞踊跃捐献、支援抗日前线的动人佳话。根据1941年新疆反帝总会的统计，哈密区从1938年到1940年共计捐款64336.88元、银票800余万两，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二、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留下永远的历史记忆
　　抗战时期，在中共党人的努力下，哈密这个西北地区的战略大后方，成为坚强的抗日基地。在中共党人的宣传和组织下，各族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祖国的胜利，在哈密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开拓工作，保障国际交通线畅通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封锁了我国东南沿海的交通线路，苏联和国际援华抗日的各类物资，只有通过新疆的陆、空两路，才能运往内地抗日前线。这是关系到抗日战争的胜负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在新疆境内建立10个汽车站、5个航空站，哈密为新疆东部门户，除在哈密市区内同时建立航空站、汽车站外，还要在境内的七角井、星星峡分别建立汽车站，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保证国际交通线哈密段的畅通，自然成为来哈密工作的中共党人的首要任务。
　　一是扩建哈密航空站。哈密航空站由前任行政长于1937年突击动员城镇居民和四乡村民，利用原欧亚航空公司的简易机场，修建了简易平房、食堂和厨房，作为苏联援华的空、地勤人员和苏联司机用房，从当年11月开始，每天都有飞机经过哈密飞往抗日前线，最多的一天多达四、五十架。初期，哈密航空站只是经过飞机加油、维修，供飞行员休息，后来在哈密组装飞机，航空站变成装配站，苏联航空工业部派来了总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机械师共计80多人，中方又从伊犁、乌苏、奇台等航空站抽调技术人员40多人，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又派一个排地机械兵，协助干体力活，所以，航空站的扩建就成为燃眉之急。中共党员、哈密行政长刘西屏巧妙利用合法的行政职务，将扩建航空站作为行署的首要任务，一面派遣中共党人张东月、李涛、申玲加大抗日的宣传力度，动员民众支援扩建航空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物献材；一面带领哈密县长白秉德（包括继任陈方伯、高景仁、宁汉文等）亲临工地，督促施工。当时哈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人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下，与苏联援华官兵通力合作，全力以赴，不少乡民克服重重困难，自带干粮和工具，赶赴机场，搭起工棚，参加平整机场和修建房屋的各种义务劳动。在中共党人和各族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哈密航空站不仅在短期内修建了宿舍、食堂、停放飞机的敞棚、弹药库、油库、俱乐部等各类用房，保障飞机的顺利装配，而且在德胜街修建了面包房，在西河坝修建了“洋”水磨，保证了苏联援华官兵德生活供应，为抗战的胜利出了力、尽了责。
　　二是扩建哈密汽车站。中运会哈密分会汽车站初期与新疆运输管理局哈密分局设在一处，既要承担苏联汽车队司机的食宿，又要承担汽车维修任务。军火运输线一开通，每天就要接待五六十辆汽车，有时一天来两批，汽车就多达一百余辆，特别是哈密航空站变成飞机装配站以后，大批的飞机部件被汽车运到哈密装配，来往的汽车更多了，平均一天要接待苏联司机二三百人，扩建汽车站的任务十分紧迫。共产党人、行政长刘西屏与哈密县长、汽车站中苏方站长一起，一面想方设法充分利用城里可利用的公私房屋，如尧乐博斯公馆、王明德车马店等；一面又组织人力，对龙王庙进行整修，开辟为苏联援华人员的招待所。还在大十字占用一处栈房，作为汽车站采购食物、办理财会事务的公事房，从各个环节上保障援华抗日物资的汽车运输。因为新疆运输管理局哈密分局是一个运输企业，长期与中运会哈密分会汽车站合署办公，互相影响，互相干扰，1939年春，中运会哈密分会决定将其汽车站单独设立，动员民众在龙王庙以西的戈壁滩上，修建宿舍、车库、油库、发电站等设施，到1939年夏秋之际，汽车站从城里完全迁往龙王庙。从1938年至1941年间，哈密汽车站成为中苏这条国际运输线新疆东部桥头堡，承担了运经哈密的全部运输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是保证国际运输线哈密段的畅通。中共产党人刘西屏调任哈密区代行政长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中苏这条国际交通线刚刚进入运输的高峰时期，刘西屏兼任中运会哈密分会主任委员，带领和团结哈密县长白秉德（包括继任陈方伯、高景仁、宁汉文等）、区公安局长于成发以及银行经理、商会会长等社会要人开拓工作，不仅动员民众，组织建材，督修航空站和汽车站，而且每周召开一次中运会委员会议，研究、解决空、陆运输中德各类问题，将国际运输线中的每一个问题陡解决在萌芽中。不仅保证了各类军需物资的顺利运往抗日战线，而且保证了延安中共党人与苏联及共产国际人员往来的安全。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的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牵引车24辆、大炮119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多万发、飞机发动机221台，以及飞机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1940年10月至12月，又有300辆苏联汽车把军需物资运往前线。这些物资的运输都是经过哈密的，每个军需品的运送都凝聚着当时在哈密工作的中共党人的心血。
　　（三）发展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养
　　中共党人十分重视哈密的教育事业，第一批到哈密工作的4名中共党员，有两人分在教育部门工作，次年的2月，中共党人祁天民（祁延霈）调任哈密区教育局长，5人中有3人是在教育部门工作的。他们贯彻“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教育方针，他们把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唤起民众民主意识，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于民族解放事业和建设哈密，作为教育工作的政治方向。他们兴办学校，健全教育机构，建立教育秩序，培训师资，努力发展哈密教育事业。
　　一是深入进行教育调查。刘西屏等共产党人于1938年8月初到职，于1938年10月27日行署一科（负责文教与社会团体）一等科员张东月就深入各级学校进行调查研究，直到12月19日才结束，历时53天。哈密区当时共有各级各类小学38所，他直接调查了28所，写出了1万5千余字的调查报告，是当时哈密历史上教育情况最全面的介绍，为此后哈密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资料。
　　二是健全教育机构。1939年2月，调任哈密区教育局长的中共党人祁天民一到哈密，立即着手建立、健全哈密各级教育机构；第一是组建哈密区教育局。祁天民亲自筹划经费，选调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哈密区教育局终于开始正式办公，内设教育科、社教科、总务科，职责分明，分工清晰，结束了哈密区的教育工作长期没有专门领导机关的局面；第二是明确各县分管教育工作的科室，规定工作范围，明确责任要求；第三是建立学校内部工作机构。要求学级较多的学校建立校务、教务、训育等会议制度，学校经济稽核委员会要切实履行职责；两班以上的会立学校要设立校长，以统一领导学校各项工作。哈密小学教育的规范管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三是兴办学校。当时，哈密区小学教育刚刚起步，哈密县小学教育仅限于城里和少数大村庄，镇西县乡村只有2所小学，伊吾县虽有6所维族小学，但都是1938年成立的会立小学。面对哈密区教育的现状，中共党人采取的办法有四：第一是发展公立学校，将会立小学中规模较大、负担较重的小学如哈密县的回城小学、伊吾的吐葫芦小学等均转为公立小学；第二是鼓励汉、维、回、哈族文化促进会，利用捐助和会产，创办学校，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第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设备，扩大现有学校规模，如哈密女校原为3个班，扩大为4个班，学生达120人，还附设一个妇女职业班；第四是重点资助哈萨克族小学教育。到1941年，哈密的公立学校有由1938年的7所发展到20多所，会立小学由1938年的31所发展到40多所，教师由近百名发展到300多名。
　　四是培训师资。通过张东月的调查了解，解决师资是哈密教育事业发展的燃眉之急，中共党人首先举办教师培训班。于1939年、1940年，哈密区举办了两期教师培训班，共培训民、汉教师200余人，为哈密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向省立中学和师范选送学生深造。1939年成立哈密区考试委员会，经过考试向省立中学和师范选送学生19名，这些学生毕业后返哈任教，既扩大了教师队伍，又提高了教学水平；第三是请求省教育厅派遣教员。如1940年哈密女校校长、中共党人申玲给省教育厅的报告中说：“哈密文化落后，妇女知识薄弱……学生日渐增多，为推进女校教育……请教育厅由迪化派女教员”。
　　五是重视民族教育。中共党人十分重视民族教育的发展，教育局长、中共党人祁天民在举办教师培训班时，亲自负责民族教师培训班的各项工作，对德、才兼备的民族学员进行重点培养，有时派教员到民族学员家里上课。祁天民到学校调查研究工作时，总是先找民族教师和学生了解情况，亲切地同他们交谈，问寒问暖。祁天民在关于创办牧民学校的报告中大声疾呼：“提高哈萨克族文化，发扬‘六大政策’，巩固抗战后方，加强统一战线，事关重大，游牧区创立学校一事，似刻不容缓”。在中共党人地努力下，不到一年时间，各族文化促进会在农牧区就创办了27所会立学校，一下子使哈密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60%，成为哈密历史上民族教育发展的最佳时期。
   （四）勤政改革，推动社会进步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工作期间，改革吏制，倡导勤政，推动了哈密的社会进步。
   一是奖优惩劣。中共党人到哈密任职，立即考查公务人员的业绩，奖优惩劣，鼓励进步，树立正气。中共党人刘西屏是1938年8月17日正式就任哈密行政公署代行政长，22天后的9月8日在“关于调整行署职员工作的公函”中就明确写道：“……行署书记张××……工作极表消极；二等科员杨××……工作亦消极，医院工作人员缺乏，该二员暂均派往医院。……王毅、苏海峰二员因薪水低而工作情绪不高，并无其他行为，若加以政治教育，尚能使之改善”。另如二等科员方某“一贯挑拨离间，破坏工作与团结，反抗科长，并欺压人民”，经呈请盛世才批准，“撤职停委6个月，以示惩处”；三等科员章某“违反纪律，屡戒不悔”，原拟撤职，但因该员“工作尚能尽职，从宽处理，记大过一次，罚薪金一月”。在1939年11月“哈密行署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在分配干部工作时，要考察干部是否能胜任等问题”， “下级对于上级命令应毫不犹豫地执行，要反对敷衍塞责与借故交卸态度，下级对上级的报告要实事求是，避免空泛无内容的粉饰措词”……在中共党人的努力下，哈密行署当时公务人员工作作风有明显的改进。
   二是驱除恶习。当时哈密行署公务人员中有人染上吸毒恶习，不少居民也有这个恶习，中共党人经过细致调查后，于1938年12月9日发布“哈密区行政长禁止吸毒令”，指出：“如各机关、法团职员吸食鸦片者，应予依法加重科刑，至群众方面，应予施行烟民登记，亦应限期戒除”。禁毒令发布后，又在城乡掀起“禁烟（指鸦片烟，下同）运动宣传周”活动，召开拒毒市民宣传大会，规定吸毒者入院戒毒，长官负责，严密监视。直到1939年11月“哈密行署工作会议纪要”中仍然写道：“由公安局举行烟民登记，限期戒绝，如逾期不戒绝者，即以禁烟治罪补充条例，严格办理之”，充分显示出中共党人戒绝吸毒恶习的决心。
   三是关心职员生活。中共党人在生活上也千方百计地为公务人员着想，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例如中共党人组织“公务员生产合作社”，制定了《哈密公务员合作社章程（修正草案）》，集资入股，以“农产为基本生产，以养鸡、羊为副业”，社员按股分红。对合作社经营之生活日用品，社员凭证购买，略低于市价，且能保证供给。1941年至1942年“……哈密当地关于一般平民食粮往往发生有钱难籴之形状，尤对公务员生活更感困难”。行署立即指令公务员生产合作社从外地购粮，售给公务员时予以补助，以保证公务人员的吃饭问题。在中共党人的关心下，哈密各级公务人员生活从未发生因生活供应问题而影响正常公务的问题。
   四是改革吏制。中共党人到哈密任职后，立即废除农牧区的农官乡约、伯克制，统一建立区村。首先进行区、村划分工作，将哈密县划为6个区、11个村，在新疆“区村编组”工作中树立了典范。第二是组织村民民主选举区长、村长。第三是举办区长、村长培训班，使民众选举出来的区长、村长们能胜任工作。第四是改革民事纠纷裁决办法。中共党人到哈密任职后，一改对去处理民事纠纷的工作方法，深入调查，认真做好调解工作，使双方基本达成协议，然后由中共党人参加，由当事人所在地的文化促进会会长或农官、乡约主持，召开各有关人参加，进行裁决，使纠纷双方既满意又服气。 “为使人民意见更便利反映到县政府，各县局应计划设立民意箱，悬置于通衢街道”。
   由于中共党人大刀阔斧地整顿与改革，使当时哈密上下各级行政机构，都能很快适应抗战的需要，并能为民众办事。
   （五）发展生产，稳定哈密社会
   抗战时期，在哈密工作的中共党人，始终把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哈密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哈密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稳定局势。
   一是积谷备荒。在中共党人的努力下，哈密区1939年3月21日成立哈密积谷备荒委员会，中共党人、行政长刘西屏亲任委员长，行署二科科员李涛担任宣传干事，聘请当地热心人士马俊杰等人为委员，发起“一升粮”运动，号召人们捐粮捐款，积谷备荒。每年春季，积谷备荒公社把募得的粮食借给贫困农民，待收获后如数归还，循环往复，以保证贫苦农民顺利度过春荒，被人们称为“美政善举”。中共党人还从便利民众出发，在三堡、沁城等地设立分仓。1939年9月14日哈密区在给省总社的报告中就明确记载募集：“京斗小麦484石4斗7升、包谷7石9斗、青稞35石8斗、羊68只、牦牛2头、马一匹、大洋470元2角5分、省票银9万5千两”。
   为了保证春耕春播，哈密区每年都成立春耕委员会，刘西屏亲任委员长，按照“穷者不漏，富者不借”的原则，贷给贫困农民购买籽种，秋收后再归还政府，帮助贫困农民搞好春耕生产。
   二是鼓励垦荒。以中共党人刘西屏为行政长的哈密行署号召职员、居民在头堡、二堡、三堡一带挖坎儿井，开垦荒地，扩大生产，还明确制定优惠政策。1941年8月，西路军干部潘同查悉伊吾淖毛湖“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因当地人口稀少，无力耕耘，致使大好土地，荒芜无用”，立即号召“各族民众，凡属贫无耕地之农民，不分族别，如愿迁往伊吾淖毛湖垦植者，准就近向各管县政府报名登记，经查明属实，即行分批迁移。其无力耕种者，并由政府酌核，借给贷粮、籽种、牛对，以示倡导”，哈密县当年就开荒1800亩。因为新垦荒地当年收获较低，一部分贫困农民秋收后无力归还所贷之款，哈密行署电恳省府，对哈密县、伊吾设治局“本年春贷从宽，特准给予”。现在柳树泉农场的一部分耕地，就是那个时候开垦的。
   三是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命脉。中共党人到哈密后，首先鼓励挖坎儿井，除上文讲到的头堡、二堡、三堡挖坎儿井开垦荒地者收获归己、三年不交税外，还从逆产中拨款，援助五堡民众开挖坎儿井，解决一棵树民众水利问题，并鼓励在淖毛湖垦荒的民众开挖坎儿井。第二是疏通下马崖水源和镇西城东水磨河之水，以增加灌溉面积。第三是修筑石城子水坝，由中共党人、行署二科科员李涛负责，动员公务人员和居民义务劳动，修筑水坝。张东月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中还认为修筑石城子水坝是哈密最大的水利工程。
   四是引进新技术。中共党人在哈密组织生产活动中，十分注意采取新技术。第一是农业上注重选种。1941年，中共党人、行政长潘同在镇西县视察中发现镇西小麦“年久混杂，穗小粒秕，不堪选作籽种”，立即给省政府写报告，要求省府从奇台、木垒河两县运往镇西之军粮内加以选择，可以当作籽种者由当地农民按数调换。第二是在哈密县建立农业实验场，推广苏联马拉农具，引进优良品种。第三是在镇西建立牧业实验场，引进良种马，进行牲畜改良和牧草储存试验。第四是从奇台请来匠人，修建一座木制仿机械水磨，解决军粮供应和民众吃粮问题。
   五是发展工业。中共党人到哈密任职时，正值秋天，冬季即将来临，中苏交通大动脉中的哈密航空站、汽车站以及哈密驻扎的苏联红八团的取暖燃料自然成为急中之急的问题。中共党人于到任当月就派遣李涛以行署派员的身份进驻煤矿指导工作，刘西屏对李涛说“斯大林在保卫列宁格勒之战时，曾派人抓粮，现在保卫新疆东大门，支援抗战，派你去抓煤。”李涛到煤矿，一住就到年底，一面组织力量筹集资金，改造煤矿，由畜力牵引改成电机牵引；一面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动工人们为抗战多产煤。同时他积极地改善职工伙食，创办简易澡堂和煤矿工人俱乐部，丰富工人物质生活和文娱生活，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将煤矿日产量由20吨提高到200吨，基本满足哈密驻军与哈密航空站、汽车站以及城镇机关、部分居民的取暖需要。这个煤矿，就是现在的西北第一大露天煤矿——三道岭煤矿。
   李涛还与当时哈密工商会会长田伸仰合作，组建哈密电灯公司，动员工商会会员、各族文化促进会会员和城镇居民，集资修建发电厂，终使电灯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照亮了行署机关、红八团、中运会以及部分居民的家。
   煤矿的扩建，电灯公司的组建，终使哈密工业走出零的突破。
   六是平抑物价。中共党人针对哈密商业贸易极为困难，民众生活日用品相当匮乏的具体情况，在积极协助苏新贸易公司哈密分公司做好贸易工作、保证军需供给的同时，积极地兴建市场，平抑物价，稳定社会。1939年2月，行署在哈密城内兴建新市场。1941年10月，哈密行署在东河坝花果山划出地块，兴建牲畜交易市场，制定《牲畜交易市场规则》。并“训令”镇西县设立临时市场，“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当中共党人发现哈密出现“不明大体奸商，高抬物价，囤积居奇，竞买土产，捣乱市场，破坏金融，使一些物价猛涨，影响大众生活之不安”问题时，行署果断地成立平价委员会，“将各种货物根据过去市价予以规定公平价格，以便交易，而免操纵”，并规定各县局亦成立相应的机构。哈密还成立平粜委员会，在青黄不接、粮价高涨时，政府拨出粮食，“以公平价格以事平粜，以资调剂民食”。正由于上述各项措施，中共党人在哈密工作期间，不论驻军、公务人员，还是贫民小户，生活供应都得到了基本保障。

   三、对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工作这段历史的思考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先后3次，共来6名党员，在哈密工作仅有短短的3年多时间，不仅将哈密建成巩固的抗日后方，保障了国际交通线哈密段的畅通，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而且把哈密的经济建设、社会进步都推上历史的最佳时期。细究其原因，可归纳四个“保证”：
   （一）推行“六大政策”，是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取得成就的政治保证。
   盛世才攫取政权后，为了稳定内部局势，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渗入，以及全国抗日形势的紧逼，所以对外不得不继续采取亲苏政策，对内不得不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从1934年到1936年间，陆续提出并形成“反帝、亲苏、民平（民众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不仅符合当时新疆人民的利益与实际，而且符合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广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也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相一致，所以中共与盛世才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在新疆工作的总原则是巩固“六大政策”政权，具体任务：一是确保新疆特别是南疆始终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落入帝国主义之手；二是巩固抗战大后方，保障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三是推动新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具体对哈密来讲，其任务只有后两项。抗战时期到哈密工作的中共党人，紧紧抓住这两项任务，以忠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以推行“六大政策”为契机，全面开展各项工作，从而保证了中共党人抗战时期在哈密工作的胜利。实践证明，任何时候，偏离了党的纲领，偏离了党的政策，失去政治保证，要取得任何成就都是不可能的。
   （二）发展生产，是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取得成就的基本保证。
   当时哈密经济极为落后，人民生活非常穷苦。中共党人面对哈密的实际情况，忠实地执行我党提出的在新疆工作的任务，一手抓生产建设，一手抓社会稳定，终将哈密的生产建设和社会进步推进历史的最佳时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促进了社会稳定，在社会稳定中保障了抗战工作的深入和发展；抗战救国的激情，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实践证明，没有发展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社会稳定就不会有共产党人事业的成功。抗战时期是这样，经济建设时期更是这样，对于多民族聚居的新疆来说，尤其是这样。
   （三）拼搏进取，是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作为行政长的刘西屏，同时兼任数职，虽然疾病缠身，但始终都是事必躬亲。行署一科一等科员张东月到任两月后就深入农牧区调查学校教育情况，长达50多天，一次调查28所学校。他奔走呼号，千方百计动员各族文化促进会筹集资金，创办会立小学，为发展哈密教育事业尽心尽力。直到90年代初，当时教师吴永熙回忆时，仍然赞不绝口。行署二科科员李涛宣传抗日，扩建煤矿，组建电灯公司，创办簿记培训班，在教师培训班上讲课等等，由于他的不懈拼搏，身体力行，每一项工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女校校长申玲兼任哈密妇女协会主任委员、民众俱乐部主任，她还组织抗日募捐小组，深入农村、牧区，宣传抗日，动员募捐，激发各族民众抗日救国热情。教育局长祁天民在哈密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但他为发展哈密教育事业四处奔走的身影、在宣传抗日讲演台上的神情、对少数民族师生的深厚情感，都永远留在哈密各族人民的心目中。他病逝于工作岗位上，哈密的学生、教师、公务员、农民、市民近千人都自动赶来，手举挽联，为其送葬，其悲壮场面是哈密历史上没有的。共和国成立之后，民政部还为其颁发了烈士证书。实践证明，只有中共党人的中流砥柱，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四）联共的工作业绩，是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取得成就的社会保证。
   盛世才与苏联结盟后，苏联多次派遣联共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一部分为在苏联学习期间加入联共的中共党员。这批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既对当时盛世才政权的巩固，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共党人以后在新疆工作积累了经验。先后在哈密工作的联共党员有哈密区行政长熊效远（1936年10月到哈）、公安局长于成发（1935年6月到哈）、边务处哈密办事处主任杜家田（1936年夏秋之间到哈）、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效典（1936年夏秋之间到哈）等。由于这批联共党人的积极工作，有效地遏制了以尧乐博斯为首的反对势力，既为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顺利进疆扫除了障碍，又为以后的中共党人在哈密工作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抗战期间中共党人在哈密取得成就的社会保证。
   抗战时期，来哈密工作的中共党人于1941年至1942年间相继被盛世才调回迪化，并于1943年4月被投入监狱，中共党人在哈密3年多时间苦苦奋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遭到全面扼杀。究其原因，可归纳为“四个过分”和“四个忽视”：
   （一）过分强调了新疆的特殊，忽视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总原则。
   中共党人在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过分地强调了新疆是多民族地区、新疆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以及盛世才伪装革命的假象，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对新疆的影响作用，忽视了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用长期的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上，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这才有所谓合作。”没有充分认识到像盛世才这样的地方实力派阶级属性的普遍性和他们赞同抗战、伪装进步的暂时性，而将应邀来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完全置于盛世才的领导之下，完全违背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使这部分共产党人完全失去了掌握自己和统一战线命运的力量和权利，所以当盛世才的阶级本性暴露而投向蒋介石的时候，一纸文书就把来疆工作的数百名中共党员投入了监狱，就把中共党人为之奋斗数年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毁于一旦。
   （二）过分迁让了盛世才，忽视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原则。
   其实，盛世才在正式公开其反苏反共的真实面目之前，是有许多表现的，例如1939年冬到1940年5月底，盛世才连发3次布告，以“防止敌探、汉奸混入新省进行破坏”为名，限制内地与新疆往来；又如盛世才在南疆工作的亲信对中共党人的监视和迫害；再如盛世才制造冤案，对杜重远、赵丹、张仲实、沈雁冰等爱国人士的诬陷迫害，以及杀害主张抗日的弟弟盛世骐，嫁祸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和军事顾问等等，但是中共驻新疆代表却一味地对其迁让，忽视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的指示，不仅未能与其斗争，反而迁就退让，甚至继续强调盛氏政府的“进步”，不仅使进疆工作的中共党人思想上放松了警惕，而且使盛世才反动气焰愈益嚣张。实践证明，在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在退让中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过分依赖于共产国际，忽视了一个政党自主决策的原则。
   应邀进疆工作的中共党员要接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双重领导，发生问题，既要向中共中央报告，又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并更多地等待共产国际的指导，忽视了一个政党的自主决策的原则。中国的情况毕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情况，所以共产国际的许多具体决策就很难能与中国实际完全相符合。当驻新疆中共代表陈潭秋发现盛世才反共反苏的面目显露逐渐明析的时候，多次给中共中央报告，但因我们仍寄希望于共产国际的斡旋，未能及时地自主决策，等到盛世才将反目于苏联的态度公诸于世的时候，我们进疆工作的中共党人已经错过了斗争的有利时机，等待我们的只有鲜血和生命的付出了。实践证明“我们希望得到外国援助，但是不能依赖，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根据自己的实际，不失时机的自主决策。否则，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这是我们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
   （四）过分强调了联共党人在新疆的工作经验，忽视了联共党人在新疆遭受迫害的沉痛教训。
   联共党人在新疆工作采用“三不”原则，既坚持了“六大政策”，与盛世才保持较为平和的关系，又不被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而大做文章。中共党人进疆后，过分强调了联共党人在新疆工作的原则和做法，忽视了联共党人在新疆民众中影响日益深刻之后，盛世才将其主要领导人诬为“托派”，一次就将王寿成等9人逮捕入狱的沉痛教训。这是发生在中共党人进疆前夕的事，应该对盛世才的反动本质有所认识和警觉，但是却被忽视了。所以当盛世才公开了反苏反共的真实面目后，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也与联共党人一样，不仅多年工作的成果毁于一旦，而且付出了生命和鲜血。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回忆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的这段历史，思考中共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展望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光辉前景，我们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抗战时期在哈密工作的中共党人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传统，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气旗帜，维护新疆稳定，促进新疆发展，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新疆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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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参考书目
> 《哈密市文史资料》第一辑、第三辑（哈密市政协编）
> 《哈密文史资料》第一辑、第三辑（哈密地区政协工委编）
>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人在哈密》（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 《在抗战的洪流中》（199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 《中共新疆地方史》（1999年6月，新疆人民出版社）
> 《共产国际苏联在新疆的活动》（1996年6月，新疆大学出版社）